抗战时期，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大学被迫南迁，先是在长沙暂留，后来迁往云南，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就是让现在的我们，只是听到名字就心潮澎湃不已的“西南联大”。
对于母校西南联大，“老顽童”汪曾祺是这样回忆的：
这是一座战时的、临时性的大学，但却是一个产生天才，影响深远，可以彪炳于世界大学之林，与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平列而无愧色的，窳陋而辉煌的，奇迹一样的，“空前绝后”的大学。
很多人都知道，西南联大建立于战时，教学环境极差，然而联大师生人才济济，出过8位两弹一星元勋，约位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和一位沃尔夫数学奖得主。
西南联大中文系，也是名师云集，人才迭出。大师名家如沈从文、朱自清、闻一多、王力、刘文典等，都曾在联大中文系任教。而被网友亲昵地戏称为“文艺界泥石流”的小说及散文大家汪曾祺先生，则是这些名师们的得意门生之一。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集《人间草木》，收录了汪老回忆西南联大学习生涯的一些文章，让我们得以一窥，当年西南联大中文系师生的风采和趣闻。
据汪老回忆，西南联大的学风，总结起来就是六个字：民主、自由、开放。而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为自由和开放一些。当时朱自清、罗常培、闻一多都当过中文系系主任，“为官清简”，近乎无为而治。整个中文系，充分体现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
今天不讲别的，就来看看联大中文系的老师们，是怎么上课的——甚是有趣！
沈从文：汪曾祺早期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是沈先生帮忙推荐出去的
了解汪曾祺的读者都知道，汪老文风上承沈从文。而汪曾祺确实是沈从文的学生，从写作到思想到生活，都受到过沈先生的很大影响。
在汪曾祺的回忆中，沈从文的教学方式不拘一格，十分特别。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都修读过，其中受益最大的是创作课。
写作，是很难教的。当时的联大中文系系主任罗常培先生就说过：大学是不培养作家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现在的大学就很少开创作课，因为很难找到合适的人教，即使有开课的，也多半教不得法，收效甚微。
沈从文和汪曾祺但沈从文先生自有他的一套教学方法。最首要的一点是：教创作，单是靠“讲”是不行的，而应该让学生自己“写”。
沈从文把他的课叫做“习作”、“实习”，就表明了这个态度：“讲”要在“写”之后。就学生的作业，讲他的得失，而不是教授先讲一套，让学生照猫画虎。——这对现在的中小学语文作文教育，也有很大的提醒作用。
沈先生教写作，教的比说的多，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长长的读后感，甚至比原作还长。有时评析本文得失，有时会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如果学生用了心，能够“举一隅而三隅反”，会从沈先生的点评中受益匪浅。
比如汪曾祺有一次写小说，里面有许多对话。他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结果沈先生毫不客气地点评道：“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汪曾祺就知道了，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这样才真实。
沈先生不仅在习作点评上非常用心，看到写得好的作品，也会帮学生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多年以来，经沈从文之手介绍出去的稿子，不计其数。汪曾祺在一九四六年前写的作品，几乎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
汪老说，沈先生这辈子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非常可观的一笔数目了。抗战时期百物昂贵，为了节省邮费，沈先生还亲自把原稿的纸边裁掉，只剩下笔芯。但就是这么拮据，他也没有停下来。
闻一多：叼着烟斗上课的教授，讲神话似说书，讲唐诗扯西画
在汪曾祺的回忆里，闻一多先生是个性格强烈坚毅的人。西南联大刚刚成立之时，闻先生把胡子留了下来，留成了山羊胡子，并声言道：抗战不胜，誓不剃须。
联大到了云南之后，闻先生专心治学，整天泡在图书馆里。图书馆在楼上，闻先生又总是不下楼，就有教授戏赠闻先生一个斋名：何妨一下楼主人。
闻一多肖像汪曾祺在读西南联大时，上过闻先生的三门课：楚辞、唐诗、古代神话，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闻一多先生的课上，是可以抽烟的。闻先生上课时，自己就爱带烟斗，学生能抽烟的也点着了烟。楚辞课，闻先生打开笔记，一开口便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
闻先生讲唐诗，并世无第二人。讲得最多、最好的，要数晚唐诗。他把晚唐诗和后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比如讲李贺时，同时讲到印象派里的点画派。这样讲唐诗，必需本人即是诗人，也是画家，试问谁能办到？
闻先生教古代神话，也是非常叫座。不仅中文系的学生听课，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学生也过去听。工学院在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闻先生讲课图文并茂，先在毛边纸上画出伏羲、女娲等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讲得有声有色，引人入胜。
汪老还回忆到他和闻先生之间发生的趣事。
汪曾祺“颇具歪才，善能胡诌”，闻先生很欣赏他。有一次，汪曾祺替一个低年级的同学代笔一篇关于李贺的读书报告。闻先生看了后，对那位同学说：“你的报告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
汪老还记得，他在那篇读书报告里只写了李贺的一点：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烈。
闻一多先生对学生个人创见的态度，也是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对学生鉴别的标准：不怕新，不怕怪，而不尚平庸，不喜欢人云亦云。
金岳霖：您为什么研究逻辑学？我觉得它很好玩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风格各异，各有其风采，其中金岳霖先生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有趣”。
在汪曾祺的记忆里，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给新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
金先生教的是逻辑，是文学院一年级新生的必修课，上课在大教室，坐得满满当当。金先生上课需要提问，而学生太多，西南联大也没有点名册，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问题回答得流利清楚，金先生认真地听完，就会说：“Yes！请坐！”
当时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还比较有意思，后半部全是符号，看起来像高等数学一样让人望而却步。曾经有一个同学问过金先生：“您为什么要搞逻辑？”
金先生回答说：“我觉得它很好玩。”
金先生还开过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这门课对于汪曾祺来说简直是天书。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每次上课寥寥几人。其中有一个名叫王浩的学生最为突出。金先生有时讲着讲着会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金岳霖晚年深居简出，毛主席跟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他便和一个蹬三轮车的车夫约好，每天带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
王府井熙熙攘攘，这位大哲学家坐在三轮车上，东张西望，不亦乐乎。这种热爱学习、热爱生活的人生态度，大概也是金老留给学生们的重要财富吧。
汪曾祺在文中聊到的联大中文系教授逸事，还有很多。比如刘文典先生讲《庄子》，开讲的第一句就是：“《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
汪曾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刘先生“骂人”的话。比如：有些搞校勘的人，只会说甲本作某，乙本作某，那到底应该作什么？又比如：有些注解家，只会说甲如何说，乙如何说，那你怎么说？
求真、标新、不拘一格、自由并包——这大概就是，西南联大中文系的风采和气度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