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赵祯（—年），北宋第四代皇帝（年—年在位）。初名受益，宋真宗的第六子，生于大中祥符三年（年），年立为皇太子，赐名赵祯，年即帝位，时年13岁。年驾崩于汴梁皇宫，享年53岁。
在位四十一年。在位时候宋朝面临官僚膨胀的局面，冗官冗兵特多，而对外战争却又屡战屡败，虽然西夏已向宋称臣，但边患危机始终未除。后来虽一度推行“庆历新政”，但未克全功。其陵墓为永昭陵。谥号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
宋仁宗是宋代帝王中的名君圣主，在位时间最长，有42年，宋仁宗统治时期，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仁宗皇帝当政期间，政府正式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官交子”。
宋仁宗对内搞活经济，吏治清明；对外睦邻友好，不兴刀兵，老百姓着实过了几年好日子。以至于他去世的时候，讣告送到北疆邻国大辽，辽道宗耶律洪基（即《天龙八部》中被萧峰活捉，最后迫使萧峰自杀的那个刚愎自用皇帝）得知此讯，也不禁握着使者的手号啕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一时竟然“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可见受惠于他的不仅仅是宋朝百姓。说宋仁宗是“国际和平主义者”，并不为过
宋仁宗不仅一生恪守其父宋真宗和辽国签署的“澶渊之盟”，而且对于宗属国，也能做到不伺强凌弱，这就相当难能可贵了：出使朝鲜的使臣禀报朝鲜国越来越不象话，进贡物品越来越少，索要回馈却越来越多，实在是不识时务，不如派兵出去，小小地教育一下，以示警告。赵祯想了想说：“这只是朝鲜国王的错误，出兵杀的还是朝鲜的百姓，算了算了。”最终也就不了了之。
对于国际大事，赵祯能够做到团结邻居，哪怕自己受点委屈。而对于国内百姓民生，赵祯也能适时地听从御史谏臣的意见，最著名的莫过于包拯，这位黑脸大人在金銮殿上指责皇帝种种弊端，指手画脚，唾沫星子几乎可以溅到赵祯脸上，皇帝也不生气，大不了擦干了继续接受教育，哪怕包拯铡了他的陈世美附马，皇帝也算开明，没有兴师问罪和秋后算帐。当皇帝当到这个地步，也确实相当不容易。
赏花钓鱼
晴旭辉辉苑籞开，氤氲花气好风来。
游丝罥絮萦行仗，堕蕊飘香入酒杯。
鱼跃文波时拨刺，莺留深树久徘徊。
青春朝野方无事，故许游观近侍陪。
送李端懿师郓
鲁馆名臣子，皇家外弟亲。
诗书谋帅旧，金竹剖符新。
九郡提封远，一圻甘泽均。
纯诚宜报国，抚士爱吾民。
挽刘沆
早富经纶业，终成辅弼功。
立朝无党势，为国尽公忠。
此日悲遗直，谁人嗣匪躬。
深嗟亡一鉴，何以慰予衷。
幸资善堂
先皇教善敞东闱，菲德承宗赖庆晖。
为感储筵惊岁月，因瞻台像驻骖騑。
楹书乍启钦遗泽，庭树重攀记旧围。
畴日学文亲政地，仰怀慈训倍依依。
宋仁宗的传说
从前有个烧瓦的窑老板，一贯行善积德，乐于助人。一日，有个道士到他门前化斋，窑老板问：“你要化什么?”道士说：“要化一袈裟瓦。”窑老板笑道：“只化一袈裟瓦呀？那你自己到窑门口去装。”道士说：好得很，那么请施主连烧三年，一块瓦也不要卖；三年以后我再来。行吗?”窑老板一一答应下来。
三年功夫一眨眼就过去了，—窑老板的田里，窑地上，连窑门口都堆满了瓦。道士很守约；三年后的第一天真来了。他摊开袈裟把堆在田里地里窑门口的瓦一裹就全裹起来了。窑老板和看热闹的人都傻了眼了！道士临走时说：“施主如果到我那里去玩，请一直往北走，带上盘缠；再带一斗油菜籽、一斗辣芥籽炒熟来，到时候有急用。”
窑老板好奇，当真收拾盘缠银两，带上炒熟的一斗油菜籽和辣芥籽，一路上晓行夜宿，不知走了多少天，身上带的银两已用光了。
这一天窑老板来到深山冷坞中，肚子饿了，抓一把油菜籽吃吃，口渴了，喝点泉水；走呀走呀，不知不觉中油菜籽和辣芥籽也吃光了。窑老板又累又乏，正当他绝望之时，忽然看到山溪水中飘下一张青菜叶来；有青菜叶肯定有人家，他顿时来了精神。
走乏了，他在一个石壁底打盹，等他一忽醒来，日头已照到他肚皮上；他一骨碌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哪晓得一套衣服让他一拍都变成了灰。赤身裸体的，怎么办?刚好这时一个小道士前来接他了，原来那个老道士扳了指头算过他的行程，知道他今天来到山门，就派小道士下山去接。
小道士说：“我师傅让我接你上山。”窑老板手乱摇：“不行，不行，我哪有面皮见你师傅?身上一寸布纱也没有！”小道士讲：“我们这里规矩是这样，不要紧的。”窑老板就跟着小道士上山了，见到了那个化斋的老道士，便责问他说：“你为什么戏弄我呢?你看看，我身上一丝不挂，路上叫我带炒熟的油菜籽和辣芥籽，带点别的不是更好吃吗?”老道士笑了笑，说：“我这儿规矩是这样，请别见怪!”窑老板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已经脱掉凡身肉胎。这时老道士即叫小道士拿来内外衣衫裤给窑老板穿起。
第二天，老道士对他讲：“今天你去玩吧，到外面不要接嘴接舌，我们这里是仙界，跟凡家不同。”窑老板“噢噢”声地答应着。到外面一看，真热闹!小摊子吃的一应俱全，场面上卖唱的、做大把戏的、演戏的，跟凡间一样全有。远处搭了个高台，台前挤满了人，他也挤了过去。只看见一个白胡子的老公公从台上下来，揪住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就打，肉都打红了，打乌青了，小孩还是不做声，老公公还在打。窑老板实在看不过意，就去责问老者，老公公说：“我叫他下凡去做皇帝，他不去!所以要打他。”窑老板对小孩说：“叫你当皇帝不是很好么?你怎么不去呢”?小孩抬头问窑老板：“那你去吗?”“那怎么可以调换呢?”小孩子点点头表示可以的。那白胡子老公公回到台上拿起笔很快地写上几个字。窑老板见小孩不挨打了，也就高兴地上别处去玩了。
回去之后，老道土问他：“玩得怎么样?你有没有插嘴搭舌呢？”窑老板说；“我看见一个地方很闹热，有一个白胡子老公公打个七、八岁的小孩，肉打得乌青了；我过去劝了几句，后来老者没打了，我也到别地方玩去了。”
老道士“唉呀”一声叫出来：“你呀你，不听我的话，叫你不要多嘴多舌你偏偏要插嘴插舌！现在凡间已经乱得象一锅粥了！缺少一个真命天子。你明天就要离开仙界，下凡做皇帝了。本来在这儿多好，有吃有穿，无忧无虑，享享清福。也罢，也罢！我送你二人，算你的师弟，他二人会保你做皇帝坐天下的。”
就这样，窑老板下凡做了宋朝的仁宗皇帝；两个小道士就是后来的包拯、狄青两员大将军。
以“仁”治国的“仁主”
仁宗皇帝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因此他受到历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有一次，时值初秋，官员献上蛤蜊。仁宗问从哪里弄来的，臣下答说从远道运来。又问要多少钱，答说共28枚，每枚钱主干。仁宗说：“我常常告诫你们要节省，现在吃几枚蛤蜊就得花费钱，我吃不下!”他也就没有吃。
一天，仁宗处理事务到深夜，又累又饿，很想吃碗羊肉热汤，但他忍着饥饿没有说出来，第二天，皇后知道了，就劝他：“陛下日夜操劳，千万要保重身体，想吃羊肉汤，随时吩咐御厨就好了，怎能忍饥使陛下龙体受亏呢？”仁宗对皇后说：“宫中一时随便索取，会让外边看成惯例，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汤，御厨就会夜夜宰杀，一年下来要数百只，形成定例，日后宰杀之数不堪计算，为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且又伤生害物，于心不忍，因此我宁愿忍一时之饿。”
仁宗皇帝不光对人仁慈宽厚，身为九五至尊，但对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衣食简朴，史书中记录了他大量严于律己的故事。有一次，仁宗在散步，时不时的就回头看，随从们都不知道皇帝是为了什么。仁宗回宫后，着急的对嫔妃说到：“朕渴坏了，快倒水来。”嫔妃觉得奇怪，问仁宗“为什么在外面的时候不让随从伺候饮水，而要忍着口渴呢。”仁宗说“朕屡屡回头，但没有看见他们准备水壶，如果我要是问的话，肯定有人要被处罚了，所以就忍着口渴回来再喝水了。”
谏官王素曾劝谏仁宗不要亲近女色，仁宗回答说：“近日，王德用确有美女进献给我，现在在宫中，我很中意，你就让我留下她吧。”王素说：“臣今日进谏，正是恐怕陛下为女色所惑。”仁宗听了，虽面有难色，但还是命令太监说：“王德用送来的女子，每人各赠钱三百贯，马上送她们离宫，办好后就来报告。”讲完，他还泪水涟涟。王素说：“陛下认为臣的奏言是对的，也不必如此匆忙办理。女子既然已经进了宫，还是过一段时间再打发她们走为妥。”赵祯说：“朕虽为帝王，但是，也和平民一样重感情。将她们留久了，会因情深而不忍送她们走的”
一天，仁宗退朝回到寝宫，因为头痒，没有脱皇袍就摘下帽冠，呼唤梳头太监进来替他梳头。太监梳头时见仁宗怀中有一份奏折，问道：“陛下收到的是什么奏折？”仁宗说是谏官建议减少宫中宫女和侍从的。太监说：“大臣家里尚且都有歌伎舞女，一旦升官，还要增置。陛下侍从并不多，他们却建议要削减，岂不太过分了!”仁宗没有接口。太监又问：“他们的建议，陛下准备采纳吗?”仁宗说：“谏官的建议，朕当然要采纳。”太监自恃一贯为皇上所宠信，就不满地说：“如果采纳，请以奴才为削减的第一人。”仁宗听了，顿然站起呼唤主管太监入内，按名册检查，将宫人29人及梳头太监削减出宫。事后，皇后问道：“梳头太监是陛下多年的亲信，又不是多余的人，为何将他也削减？”仁宗说：“他劝我拒绝谏官的忠言，我怎能将这种人留在身边!”
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包拯屡屡犯颜直谏，唾沫星子都飞溅到仁宗脸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接受他的建议。有一次包公要拿掉三司使张佐尧的职务，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张是仁宗宠妃的伯父，仁宗有点为难，想了办法，让张去当节度使，包拯还是不愿意，言辞更加激烈，仁宗生气地说：“岂欲论张佐尧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包拯不客气回答道：“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张尧佐最终没能当成节度使，仁宗回到后宫后，对张贵妃说了一句现在看来还很具政治远见的话：“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史载，仁宗情急之下把节度使说成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
仁宗的善于纳谏还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拯。包青天实在是政治清明的产物而非其他，想想吧，如果皇帝不清明，哪会有包青天产生的政治环境？不管是遭到反唇相讥，还是被喷上一脸唾沫星子，仁宗都很清醒、很民主。他不认为这样会龙威尽失，能接受的，他就接受；一时不能接受的，他就不理不睬。但他对提意见者绝不打击报复，有时甚至会安抚有加。
一个惧怕大臣的皇帝，一般来说是会赢得他的人民的热爱的，这个王朝的天也会比较清亮。
仁宗一朝不仅出现了包拯，还出现了“求之千百年间，盖示一二见”、在《岳阳楼记》中唱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以及倡导文章应明道、致用，领导北宋古文运动的欧阳修……而仁宗庆历初年实施的“庆历新政”———由范仲淹主持的那场社会改革，更为王安石变法起到了投石问路的先导作用。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永，好不容易才通过了考试。但在仁宗看来，他不适合做官，还是填词的好，就给画掉了。宋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于是反唇相讥，说自己是“奉旨填词”。讥讽仁宗的柳永不但没被杀头，填词也没受影响，且填得更加放肆，这就非同寻常了。也因此，柳永非但不生仁宗的气，还“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老百姓希望年年都能看到宋仁宗的仪仗，瞻仰到宋仁宗的风采，天下百姓都拥戴宋仁宗。
能让柳永这样放浪不羁的人不计前嫌且大唱赞歌，除却仁宗，还能有哪个皇帝能做到呢？
有人说，“仁宗虽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皇帝）”。仁宗日理万机外，业余爱好不多，甚至面对女色，也把持得住，唯偶尔临摹一下“兰亭”。身为皇帝，会做皇帝，这应是一种难得的境界。
宋仁宗是宋代帝王中的明君圣主，在位时间最长，达42年，其间国家太平，边境安定，经济繁荣，科学文化发达，人民生活安定。仁宗驾崩的消息传出后，“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当他的死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
“仁宗的陵墓里有一件很特殊的随葬品，那就是他那纯白色的战马。”巩义市文物保管所副研究员傅永魁对记者说，“仁宗没有忘记战争，他养兵百万，不怒自威，以致‘边将无功更不能’，没什么大仗可打。金兵占领中原后，曾大肆盗掘宋陵，但因为慑于宋仁宗的威名，他们独独没有对昭陵下手，‘唯昭陵如故’。我想，哪一天发掘昭陵地宫时，仁宗的战马遗骸可能还会被发现。”“仁政”，一直是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宋仁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能以“仁”或冠以“仁”。尽管没有多少人喜欢当战争的牺牲品。但人们总愿意记住那些会打仗的皇帝，而忘却仁宗这样以“仁”治国的“仁主”。
宋仁宗批字
这一日，早朝升殿后，宋仁宗问阅卷官，京城大考已毕，按惯例，每年榜首要选三人，不知今年所中的是什么人。阅卷官慌忙把前三名的试卷呈给皇帝。仁宗打开第一卷，阅罢，龙颜大悦，说，此卷做得极好，只可惜，中间有一个错字。
阅卷官大恐，伏问皇上所错何字。仁宗说，是一个“唯”字，这个字本应从“口”旁的，怎么从了“厶”旁？阅卷官听罢，禀奏道，两偏旁形似，可以通用。皇帝没有理睬阅卷官，接着问考生的情况。阅卷官说，此考生乃西川成都人，姓赵，名旭，字伯升。
正在客店候着消息的赵旭，旋即被宣入朝，觐见皇上。赵旭俯伏在地，惶恐不安。仁宗说，卿所做试卷极好，只可惜，中间错了一个字。赵旭伏问何字，仁亲说“唯”字。赵旭听后，小心解释说，这两个偏旁，是可以通用的。
仁宗突然不高兴了，取了御案上文房四宝，愤然写下八个字。说，既然“口”“厶”两个偏旁可以通用，那么你看看，这八字能一样吗？赵旭一看，仁宗皇帝写下的是这样八个字：
私和、去吉、矣吴、台吕。
赵旭看了半晌，终无言以对。仁宗说，你还是回去读书吧。就这样，因为一个错字，赵旭名落孙山。
赵旭自觉无颜见江东他父老，为等三年后下一次科考，他干脆流落在京都，每日靠替人写字作文为生，过得落魄潦倒。
一年后，仁宗为一梦所惑，于是，扮作一官人，在苗太监陪同下，微服出宫私访。在酒楼上，仁宗依着栏杆看街，一不小心，手中的一把月样白梨玉柄扇掉在楼下，下去寻时，已杳无踪影。酒罢，二人闲转到一家茶肆，茶肆的墙上有一首词，写得辞清句丽，无限锦绣。仁宗便问作词人是谁。茶博士说，是一位落第的秀才，成都人，姓赵名旭，满腹珠玑，可惜，终日卖文为生，艰难度日。
仁宗一惊。
随即，他让茶博士找来赵旭，赵旭并未认出仁宗皇帝。说话间，赵旭于袖中取出一柄小扇，苗太监见之，大惊，说，此扇乃这位大官人的，适才饮酒坠于楼下。赵旭二话没说，当即奉还给了仁宗。仁宗大喜，不是因为宝扇得归，而是他突然看到了赵旭不同寻常的另一面。仁宗问他，为何上科不第。赵旭详细述说原因。仁宗问，你怨恨皇帝吗。赵旭说，在下学问不精，苛责不细，自取其咎，不是皇帝的错。
仁宗说，你是西川成都人，认识一个叫王制置的人吗？赵旭叹口气，说，王制置是西川要员，权居高位，我认识人家，人家不认识我啊。仁宗说，王制置是我的外甥，我写一封信，你去投靠他，他会提携你的。
令赵旭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两位素不相识的大官人，除了一封拜谒的文书，还给了他一个仆人，一些盘缠银两。赵旭感激不尽，一路迤逦前行。不巧的是，快到成都的时候，一个坏消息传来，说王制置已经调任，西川大小官员正在等待新制置的到来。赵旭闻听，不禁喊一声“我命苦啊”。仆人劝他，说，不妨继续前行，看看是何消息。
在接官厅上，西川诸官等了三天，也没接到新任的制置。仆人对赵旭说，咱们到接官厅上看一看。赵旭说，咱们怎么能去那个地方呢？仆人不由分说，把他推到接官厅，撕开文书，高声道：诸官还不赶紧接新任制置？他一指赵旭，说，这就是西川五十四州新任制置赵旭。
原来，所谓文书，是仁宗皇帝的一道圣旨。
仁宗皇帝因为和一个别字较真，让原本可为状元的赵旭流落京都街头；又因为赵旭的才华、诚实和善良，他又和自己的一颗爱才之心较真，最终导演了一出跌宕起伏的人生大戏。
剪发验功
宋仁宗的慈圣光献曹皇后，庆历八年()闰正月时，仁宗打算在闰月的元宵节再次张灯挂彩，曹皇后劝阻了。三天以后，有几个卫兵作乱，半夜越过房屋，敲仁宗寝殿的门。曹皇后正在服侍仁宗，听到出事，急忙起身。仁宗想出去，曹皇后关上阁门，抱住仁宗，急忙叫殿前武将王守忠，命令他带兵进来平乱。反贼在大殿下伤害宫女，惨叫声一直传到仁宗的寝殿。宦官谎报说是奶妈在殴打小丫头，曹皇后斥责他们说：“反贼就在附近杀人，还敢胡说八道！”曹皇后估计反贼一定会放火，暗中派人提着水跟随在他们后面。反贼果然举起火把焚烧宫帘，接着又被水浇灭了。这天晚上所派遣的宦官侍者，曹皇后都亲自剪了他们的头发，告谕他们说：“明天论功行赏，就以这作为验证。”所以宦官侍者们都抢着拼了死力来救驾，反贼很快就被捕获消灭了。
被皇后打耳光
仁宗即位后，对郭皇后“颇见疏”，时间长了就失去兴致，渐渐有些冷落。毕竟当皇帝了，后宫的热闹程度自然不是当太子时可比的，他开始宠爱美人尚氏和杨氏，尚杨二人得宠，便不把郭皇后放到眼里，还老是说她坏话，“数与后忿争”，都敢公开叫阵了，这事搁谁谁也受不了，郭皇后很恼火，但也不能把皇帝怎么样啊，只有自己生闷气的份儿。
要说事情来得也很凑巧，郭皇后也是偶然路过皇帝寝宫，结果听到里面仁宗正在和二位美女调笑，本来心里就别扭，这下更是醋意十足，火往上撞。偏偏二位美女又说到了自己，“有侵后语”，嘻嘻哈哈地说自己坏话，说的什么史书上没记载，估计也就是说郭皇后怎么怎么不行，长得不好看，脸像鞋拔子什么的。女人之间最恶毒的攻击，莫过于说她长得不好看，这是每一个女人最最在乎的，特别是郭皇后色衰爱弛之后，对自己的长相会更敏感。听到这，郭皇后的气就不打一处来，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推门就奔二位美女扑过去了，就像抓住了外遇丈夫的现场一样，估计嘴里还骂着小浪蹄子之类的话，一顿劈头盖脸，“后不胜忿，批其颊”。仁宗一看来者不善，赶忙起身护着，“上自起救之”，结果郭皇后一巴掌掴在了仁宗脸上，“误批上颈”，这记耳刮子算挨上了。
身为一国之君，当朝天子，挨一记耳光绝对的世所罕见。仁宗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于是开会商量废掉皇后，还“以爪痕示执政”，你们大家都看看，她把我挠成什么样了。这时有和皇后不对眼的便开始拱火，现在人也是一样啊，和谁有意见表面不说，上级对他有看法了，赶紧落井下石。宰相吕夷简坚决支持废掉郭皇后，还说废后之事“古亦有之”，废了好，这不算什么新鲜事，不必自责。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范仲淹等却反对，说“后无过，不可废”，老郭又没犯什么大错，两口子打架，受点伤也算不了什么。仁宗优柔的性格可见一斑，商量什么呀，直接废了不就完了吗。仁宗摸着火辣辣的脸，情感最终战胜了理智，几天之后还是决定废黜郭皇后，封她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带发修道，居住在长乐宫。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年的8月，“诏净妃郭氏出居于外”，估计又想起这记耳光了，干脆让她搬出宫去住，离远点，省着看着闹心。
其实后来仁宗还是很想念郭皇后的，就像整日吵架的夫妻，火在头上，看对方一无是处，及至离婚了，方才想起对方的种种好处。在这记耳光下倒霉的也不止郭皇后一个，“尚美人亦废于洞真宫入道”，而“杨美人别宅安置”，也都玩去了。尚杨二人被打入冷宫，也说明了仁宗还是念郭皇后旧情的，毕竟皇后被废是因此二人而起，但皇帝挨耳光，这面子上不好说。后来终于忍不住思念，派人去看郭皇后，还带了乐队音响，很隆重，“后帝颇念之，遣使存问，赐以乐府。”郭皇后也早后悔了，皇帝朝三暮四那不是很正常吗，何必动真气，弄得晚景凄凉呢。郭皇后也让来者捎信带话，“辞甚怆惋”。后来仁宗偷偷把她招致寝宫，回忆过去的影日，但老这么偷偷摸摸也不是个事啊，于是郭皇后说：“若再见召者，须百官立班受册方可。”咱不这么玩了，还是等你重新册立名正言顺了再说吧。可惜郭皇后命不好，没俩月就病死了，“上深悼之，追复皇后。”仁宗悲痛之余，还是追封了她的皇后之名。估计这时他心里也不计较挨的那“一记耳光”了。
宋仁宗的“绿帽门”
古代的皇帝妻妾成群，号称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其实，这只是泛称，皇帝的妃子因人而异，并无定数。北宋的仁宗皇帝也有众多嫔妃，不过最受宠的只有10个，当时不称三宫六院，而称“十阁”。这“十阁”都是经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后宫精粹，因而成了宋仁宗的最爱。“十阁”平日里养尊处优，只围着皇帝一人服务，令人艳羡不已。可谁能想到，就是这般尊荣待遇也不能满足她们，更有耐不住寂寞者居然红杏出墙，给宋仁宗戴上了“绿帽子”。
彭城郡是刘邦的老家，刘姓人多，这里就有一刘氏女子很幸运，被百里挑一从民间选入宋仁宗后宫，先是负责伺候仁宗的个人卫生，后又负责仁宗的吃喝。一来二去，博得仁宗好感，“偶得进幸”，入围“十阁”。仗着这个资本，刘氏逐渐骄奢淫逸起来。一天晚上，刘氏闲得难受，玩起恶作剧，偷偷将延福宫屏风纸揭下，由着性子胡乱编写了一份几百字的文字，冒充官员的奏折上报皇帝，差点把宋仁宗给糊弄了。不过，这个小恶作剧仅是个开始，不久，她又玩起大恶作剧——为打发寂寞，暗中和一个进宫私下告求皇帝的神秘之人勾搭成奸。
这事刘氏似乎做得天衣无缝，把宋仁宗严严实实蒙在鼓里。但她忘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的古训，她的“好事”还是“走光”了。御史中丞韩绛将他侦知的刘氏偷情详情向宋仁宗密报了个一五一十。宋仁宗差点没背过气：“羞煞朕也！不是爱卿所言，我还真不知发生了这等家丑，待我细加审验。”
审验结果正如韩绛所言，色胆包天的刘氏果然给宋仁宗整了顶“绿帽子”。一向温柔善良的宋仁宗感到天子尊严受到了极端伤害，害得他无地自容。怎么办？杀无赦！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天子的神圣不可侵犯——若搁其他皇帝，一准儿都会这么干。然而这回是宋仁宗，一个事事讲仁道的仁慈皇帝，杀人他无论如何下不了手，但不惩治又不能解心头之恨，最终，拿出了一个人性化的处理意见：保留贱人性命，但驱逐出宫，将不守妇道的刘氏贬于洞真宫为法正虚妙大师，赐名道一。
经历了这场“绿帽门”，宋仁宗变聪明了，他开始由此及彼启用发散性联想：既然刘氏能给自己戴“绿帽子”，那么张氏、王氏呢？可能性并不能排除，因为同为“十阁”，保不了她们会像流行病一样交叉感染啊！果然，经过由点到面深入细致的排查，发现出墙的“红杏”并非个例，从掌握的证据看，宫人行为不检点者大有人在，重点疑似对象就有“十阁”中的黄氏。这让宋仁宗不但感到空前的恐怖，而且感到无比受伤，如此浩荡的皇恩怎么就拴不住娘儿们的心？好吃好喝温存有加，到头来却落个白疼一场，你说悲哀不悲哀？
为加强对宫人的品行教育，纯洁后宫队伍，宋仁宗终于做出一项痛苦决定：将那些有可能成为日后刘氏的宫人统统放逐，总计人。
仁慈皇帝的“先进事迹”
历史上的皇帝，给人的印象大都是凶巴巴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论，仁慈皇帝还是有的，只是数量不多罢了。宋朝的仁宗皇帝赵祯，可视为其中一个代表。为何？因为中国封“仁”的皇帝本来就寥寥，赵祯却是头一个，而且，他的“先进事迹”的确有点突出，有点感人。
一天，仁宗废寝忘食处理国务，把工作干完时夜已至深，又冷又饿的他特想喝碗热腾腾的羊肉汤暖暖身子，可深更半夜的到哪儿去弄呢？只好忍着涎水去睡了。第二天，他把自己昨夜馋嘴的“遭遇”说给皇后，皇后听罢老大不忍：“陛下没日没夜操劳，就不知道保重龙体，想喝羊肉汤，随时叫御厨弄就是了，何苦忍饥挨饿遭这份罪呢？”
宽和的仁宗冲皇后嘿嘿一笑，耐心做起解释工作：“朕如果随便索取羊肉汤，会让厨子当成惯例，以后会为我夜夜宰杀。一年下来，就要几百只羊啊，长此以往，宰杀数量更难以计算。为我一碗羊肉汤，开此恶例伤生害物，朕实在于心不忍。因此，我忍一时之饥，值！”想吃的东西他能忍，送到口的美味却也被他拒绝了。一年初秋，蛤蜊刚在京城新鲜上市，便被献到了御宴上，仁宗好奇地问：“这时节就有这东西了？价多少啊？”侍者如实禀报：“每枚一千钱，共献有28枚。”仁宗不无心疼地说：“我时常告诫你们要戒奢靡，今天我一动筷子，‘28千钱’就没了，这么贵的东西，我受用不起！”硬是没动一筷子。
不仅吃上能省能忍，这个皇帝还能忍渴。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仁宗到上林苑踏青赏景，玩着玩着口渴了，频频回头张望。内侍们谁也没有领会主子的意思，都无动于衷。回到宫中，仁宗急不可耐地对嫔妃说：“渴煞朕也，快弄水来！”嫔妃端上水，仁宗一把夺过狂饮不止。嫔妃不解地问：“官家啊，不是奴婢说您，都渴成这样了，怎么不在外面要点水喝？”仁宗喘定气，这才实话实说：“我一个劲儿地瞅他们，可他们没一个给我端水。如果这时再向他们要的话，这几个没眼色的一准儿会吃管事的家什，所以我只好忍了。”
仁宗对自己苛刻，对别人却宽宏得很。四川有个老秀才，因对现实不满，弄出一首歪诗呈给成都太守，其中一句是：“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想干什么？分明是煽动造反，另立中央！太守吓得不轻，慌忙将其绑送京城交给仁宗严惩。仁宗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会吧？我看老头是想官想疯了才写下反诗，泄泄愤而已。既然这样，倒不如成全了他，让他过把官瘾如何？”末了，老头还真因祸得福，被仁宗授了个司户参军。
仁宗在位的42年，也是宋王朝最为安定祥和、远离战火的时期。一次，一个出使北方的使者向仁宗报告称，高丽近来的贡物越来越少，请求朝廷出兵，用武力说话。仁宗不以为然地说：“这只是国王的罪过，与百姓无关，我们出兵，不一定会杀掉国王，而百姓却一定会被杀无数。”最终将提议否决了。
年，仁宗皇帝辞世。他的死，宋朝百姓悲恸不难理解，因为他是一位仁民爱物、心系众生的好国君，而敌对国家居然也举国哀伤，却有些出乎意料。当仁宗的死讯传到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皇帝耶律洪基也握着宋使的手痛哭失声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做皇帝做到这份境界，不论在哪里，都会赢得世人的尊敬和爱戴。
“仁”就是对帝王的最高评价，“为人君，止于仁。”《宋史》这样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
北宋学者邵伯温这样赞美“仁宗盛治”：盖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时宰辅曰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曰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云。呜呼，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
北宋政论家陈师锡这样怀念“仁宗盛治”：“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庆历、嘉佑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
大文豪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天圣、景祐都是宋仁宗的年号。即使目空无人的南宋宰相秦桧也曾说到：“昔我仁祖临御，亲选天下十有五人崇论宏议，载在方册。庆历、嘉佑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南宋人名人卫径也称：“嘉祐之治”振古无及。
永昭陵
宋仁宗陵墓北宋帝陵位于河南省巩县（今巩义市）境内，嵩山北麓与洛河间丘陵和平地上。陵区以芝田镇（宋永安县治）为中心，南北约15公里，东西约10公里。
据有关史料记载，嘉佑八年（年）10月，葬仁宗赵祯于永昭陵（今巩义市区），修陵调集士兵人，工期7个月，耗银50万两，钱万贯，绸绢万匹，耗费占北宋国库年收入的一半。规模庞大，建筑雄伟，虽历经千年风雨，饱受战乱抢掠，但至今仍不失皇家陵园的恢宏气势。整个陵园遵从封建的风水地形堪舆学说，依地势而就，傍山依水，东南穹窿，西北低垂，由“皇帝陵”、“皇后陵”和“下宫”组成，神道两侧的石刻群形态逼真，雄浑高大，栩栩如生，其中“瑞禽”和“角端”更是雕刻史上的杰作，堪称世界绝品。
宋仁宗的用人“潜规则”：过仁者误国
细翻历史，帝王治国成败首要就在于用人二字，用人的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江山社稷的安危。近日从一本叫《休闲读品·天下》的历史人文旅游杂志看到一篇《仁者误国——宋仁宗与西夏立国之战》的文章，其中对宋仁宗的用人政策做了颇具新意的分析批判，字里行间十分精彩，思想启发性很强。作者通过大量的史料分析，认为宋仁宗用人由三个特点：
其一，爱用“君子”。仁宗朝里许多都是“悲天悯人”的“君子”，“干部”的履历里都有过参加赈过灾的记载，所以在百姓中声誉很好，于是升迁也就很快。但是这么一批只懂得赈灾的官员到了战场前线，还是转变不了思维，摆出一副体恤民情的样子，喊着战争劳民伤财却总是躲不掉战争，只好花钱买和平了，如此一来，最后岁币还是百姓头上摊。
其二，光“民主”不“集中”。宋仁宗用人讲求“广开谏路”、“言者无罪”，于是造就了一批好发议论、爱说大话空话的官员。为了博得皇帝的“欣赏”，许多大臣动辄就发表极端和不责任的言论，因为说话一般不会受到处罚和丢了性命，至多也就是贬往外地做官几年再回来而已。可怕的是，这些高谈阔论的官员们大多提不出什么可行性建议，以至于宋仁宗都发布诏令禁止胡乱上书言事，仍无济于事。
其三，看重“学历”。仁宗朝的官员几乎都是进士出身，一帮文人的朝廷自然就十分看重“学历“了，作为一代名将的狄青因为出身行伍，一直受到文人进士们的鄙视，最终被迫害致死。
成败是由一系列具体环节构成的。对仁宗和元昊这两位最高统帅来讲，最重要的环节就是两个，一是用人，二是办事。
先说用人。
元昊用的人都是“猛人”和“狠人”。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他依为股肱的党项本族人野利仁荣，这人是位大学者，创制了西夏文字。就这么一位饱读诗书、学富五车的文化人，给元昊提出的居然是杀气腾腾、以战争立国的基本国策。他首先否定了对华夏文明的崇拜，指出：古来所谓“以夏变夷”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想当初，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使国家强大起来，那不就是“以夷变夏”了嘛！作为一个国家立国基础的主流文化，应顺从本民族的自然天性而来，而不能生搬硬套别国的东西。固然要向别的国家学习，但一定要选择那些符合本民族天性、利于国家独立发展的东西。我们国家里，无论蕃人汉人，都好勇喜猎，日以兵马为务，没有中原人雅好礼乐诗书的风气，我们只能顺应这种实际的民情，因势利导，进一步强化人民建功立业的豪情，满足他们的征杀欲望，同时赏罚分明，建立起严格的民法军纪。如果说学习华夏文化，也只应该学习商鞅使秦国强大起来的法家思想，不能学满嘴仁义道德、又拘泥于诗书礼乐等形式主义的儒家学说。这样才能使国家全体人民乐于征战，崇尚刚劲。如此，方可以钳制中国、统驭戎夷，那些斤斤于言礼言义的宋人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对手。元昊极其倚重野利仁荣。野利仁荣于宋庆历二年秋天去世，元昊曾三次前往吊丧，恸呼：“何夺我股肱之速也！”
元昊重用的另一个人是汉人：张元。张元原来不叫这个名字，只是姓张而已。他原本是陕西华阴一介书生，自负其才，屡试不第后，曾和他的一位姓胡的朋友赶往边关，他们雇了几个人拖着一块大石板在前面走，石板上刻着他人两个人嗟叹怀才不遇的诗句，他们两个人跟在后面，吟诗大哭，希望以此引起边关统帅的重视。那位边关统帅还真接见了他们，引他们入大帐聊了一阵儿，大概是觉得话不投机，又把这两人送了回去。回到家乡后，不知为什么事，张元被当地的县令打过一顿板子。这次侮辱让他下决心投靠西夏。临行前，路过一个不知什么地方的项羽庙，“乃竭囊沽酒，对羽极饮，酹酒泥像，又歌‘秦皇草昧，刘项起吞并’之词，悲歌累日，大恸而遁。”看来，张元不是毫无忠君爱国观念的人，他只是太个人主义了，他知道自己的才干远高于朝堂之上那些庸碌之辈，有这些人当政，他永无出头之日。他太欣赏自己生命品质的优秀，不能忍受在平庸的生活中，耗尽这天赋的优秀生命、默默无闻地死去，他要寻找一切机会证明自己的优秀，为此，不惜背叛自己的祖国。为此，他极为痛苦，这才有“悲歌累日，大恸而遁”的情况发生。人们当然可以谴责张元的极端个人主义，就是国家不用你，你也不能叛国呀！但从实际后果来看，一个不能真正吸纳本国优秀人才的国家，注定要衰亡下去的，战国时期那些被秦国灭掉的国家不都是如此吗？
张元是和他的胡姓朋友一起到的西夏的，在那里，他才改名叫张元，那位吴姓朋友改名叫胡昊。两个人终日在西夏都城的各大酒馆喝酒，饮后在墙上题诗，署名张元、吴昊。两个人的名字连起来读就“元昊”，这在当时是冲撞国王名讳的违法行为，他们俩想借此引起元昊的注意。果不其然，没过两天，他们被抓了，元昊亲自审问说：“你们两个是从大宋来的人，应该懂得不能冲撞本王名讳的规矩呀，为什么这么做？”张元反唇机讥：“违了你名字的讳有啥了不起的，有的人连姓都不顾呢！”这正戳到元昊的痛处，他们的本来没姓，自己造了个北魏鲜卑的姓：拓跋；后来归依李唐王朝，皇帝赐姓李；入宋之后，又由赵家皇帝赐姓“赵”，实际上等于无“姓”之人。元昊听出了话外之音，不以为忤，反引两个人入室深谈，甚为投机。张元得到了重用，不到两年，就当上了元昊的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相当于宰相。元昊攻宋的许多谋略都是张元提出的，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都有张元参谋赞画之功。元昊那句“朕当亲临渭水，直据长安”的豪气干云的通告，也出自张元的手笔。
仁宗“仁”啊！张元叛逃西夏，屡献攻宋之策，仁宗都没有缉拿他的家属，反而赐其钱米，希望张元能被感动，回头是岸。这位宅心仁厚的皇帝永远不能理解那种心身负奇才又野心勃勃的人的心理，他们一心只想使自己生命优秀的天赋本质得到实现，而对寻常人会感恩戴德的仁心惠意不屑一顾。张元没有回头，不仅从行为上没有回头，而且在精神上更为决绝。按他的理想，是想彻底灭掉大宋的江山，让满朝堂那些曾瞧不起他的庸碌之辈，彻底品尝漠视他的苦果。元昊都没这份野心，当庆历三年（年）元昊与宋朝和谈时，张元坚决反对，等到元昊与辽国开兵打仗，张元知道西夏已经永远没有灭宋的机会了，他彻底绝望了，终日对天咄咄叹息，没几天，就忧愤而死。
这是那种为自己的优秀而活、也为自己的优秀而死的人，这种铁石心肠，是任何恩惠都无法动摇的。
野利仁荣和张元之死，对元昊的打击很大，任何伟大的事业都是由一个英雄团队共同干出来的，这两个人才的早逝，使元昊失去了能克制他弱点、发挥他长处的左膀右臂。自这两人殁后，元昊再也没有做出过更为惊天动地的大事。
再看宋仁宗的用人，他所用的基本上都是和他气味相同的仁人君子，另外，还有少数摸准了他的脉，伪装成仁人君子的小人，所以，可以说他用的人都是“仁人”和“佞人”。
以夏竦、韩琦、范仲淹为例。夏竦聪明，有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但自私，不敢坚持原则；韩琦坦荡磊落，在朝廷内部的权力角逐中，秉公守正，坚持原则，确是一位良相之才，但心肠软，受不了战场上血腥的打击，而且缺乏真正的军事韬略，其军事建议是自己都执行不下去的夸夸其谈。范仲淹个人道德素质优秀，体恤民众，在和平年间，是一位爱民如子的好地方官，可是，见解卑陋，议论迂腐，他与仁宗之间的相知，完全在于共同拥有一个“仁”字的心理相通。他深知仁宗的心理，所以提出了被奉为国策的防守战略，当仁宗与西夏媾和时，他是欢欣鼓舞的。其实，早在年（宋庆历二年）五月，定川寨战役之前，宋夏两国边境拉锯战正酣的时候，他就向仁宗皇帝提出与西夏议和的建议，说：“兵马精劲”是西夏的优势，“金帛丰富”是大宋的优势；西夏人依仗其优势，是不会听从我们的仁义教诲的，而我们又不想大动干戈，与敌人打仗。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金钱买和平，多给西夏人“金帛”，以换得休战。他还举自己当越州知州时的财政收入为例，说仅越州一地一年的税收就值绢三十万匹，足以够支付对西夏一年的“赏赐”了。
初读到这种建议，让我们瞠目结舌，这就是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千古名臣为天下“忧”出的道理吗？这是什么道理？人家来打咱们，咱们不还手打人家，还要给人家“钱帛”，换得人家不再打咱们！不在于钱多钱少，而是凭什么给敌人这么多的钱？
范先生自有他的道理，他说，这样虽然使越州人民受了些苦，可是天下不打仗了，可以少死多少人呐！这也是由其天赋的生命本质所造就的意见，不可沟通，不可更改。我只是在努力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或许是某些孩子被绑架了的父母，害怕绑匪“撕票”，不敢报案，想拿钱给绑匪“私了”的心态？
这种人是不能镇边打仗的！
除了韩琦之外，夏竦和范仲淹两人其实都不愿意在外镇边，夏竦削尖脑袋走后门想调回京城，范仲淹也屡次上表以身体原因辞掉边帅之职。他们的文才都没得说，十分优秀。范仲淹镇边期间，留下过一首著名的词《渔家傲》，其中的下半阙是“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言辞精到，意境悲凉。但确不是他的职务及所处的地位该发出的声音，作为镇边统帅，应该高歌“马蹀阏氏血，旗枭可汗头。”怎么能发出如此悲凉颓废的韵调！主帅如此，全军的士气可想而知。
人不行，办事就不行！
先从事关每次战役成败的情报问题说起，我们已经知道，元昊出色情报的收集和分析能力是他每次战胜的重要原因。宋仁宗也意识到情报问题的重要性，他多次下诏要求在边境重金收买掌握西夏情报的间谍，还下诏，要求缉拿、诛杀已潜入京城汴梁的西夏间谍，但从未收到任何实效。宋军从来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战略情报，就是在战场上，也少有过准确的战役情报，甚至到打完仗了，还不知道对方的真正人数。原因无非有二：一是不肯真正花高价钱买情报，二是情报送到眼皮子底下了也不会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