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名叫《命运》的小说，会写些什么？一个敢以命运为题的作者，得有多大的雄心，或者自负？
这个人是蔡崇达。他的文学作品不多，迄今只有一本短篇集《皮囊》，是近十年来的现象级畅销书。蔡崇达的命运也被这本书改变。出版8年，《皮囊》为他带来名气、收入，以及一个当红作家的身份。他此前是媒体人，现在成了职业作家。8年之后，他才缓慢地出了第二本书。主角是活到99岁的“阿太”，在临终前的床上回顾一生，堪称一个女人的史诗。
“我是在‘招魂’。”蔡崇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希望召唤中国底部的坚韧和彪悍来回应这个时代，那些精神一直存在，但被遗忘了。这本书被他命名为《命运》。
蔡崇达。成功
9月15日，《命运》的首发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台上立着一溜及腰高的电子立柱，嘉宾们按下按钮，立柱发出彩色的炫光，宣布新书发布。一个特制的机械装置被推上台，像花瓣一般展开，露出硕大的封面。二三十位嘉宾中，有多位作协领导，以及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对其评价不俗：“《命运》是关于中国的普通的、最基本的，或者说涉及中国人生命根性的一本书。”
蔡崇达作品《命运》。《皮囊》成为畅销书之后，蔡崇达成了出版界炙手可热的作家，在老家也变成一位年轻的大家。但他没有趁热打铁，而是从文学界消失了。
“《皮囊》出来之后，很多人找我。只要我写《皮囊2》，或者随便写点什么，就可以获得很高的收入。”蔡崇达说。但他珍视作家这个身份，珍惜第一本书带来的口碑。他担心如果粗制滥造、急功近利，会让读者对他的真诚产生怀疑。
他的生活在《皮囊》之后并不安定。那本书出版几个月之后，他彻底离开了曾经带给他名声、理想和安身之所的媒体行业。后来他做了一些别的事，包括在创业热潮中创办了服装品牌。“要么不喜欢，要么我觉得很不成功，要么即使表面上成功，但挫败感非常重。”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探索到三十四五岁的时候，他遭遇到内心深处的矛盾：一面希望能卸下一些欲望和焦虑，享受舒展的愉悦，但还没躺平多久，又开始嫌弃自己。真实的自我这时才浮现出来。
在三十几岁的末尾，赶上疫情暴发，很多事情停顿下来。他发现时代与自己的精神状况有某种共通之处：“无法躺平，又很难突破什么，夹在这中间”。这不仅是他的个人感受，也是很多人真实的处境。
难过的时候，他总会想起阿太，一生多灾多难，却始终彪悍。他想，写下阿太的故事，或许能给这个时代带来些许激励。
底部
《命运》有个《百年孤独》般的开头：“在我老家，离世真是个技术活。”蔡崇达不厌其烦地讲述着六七十岁之后，阿太是如何挨个跟镇上弥留之际的老人交流，询问他们死亡的感受；也耐心地叙述闽南老人在预知死亡之后，如何平静地履行等待死亡的程序。
《命运》内页。在宗教风俗繁盛的闽南，死亡严格得像一项工作，需要提前准备，躺在自家厅堂正中的床上，静静等待。因此老人上了年纪，就开始了与死亡的猫鼠游戏。这种仪式感和游戏感削弱了死亡的悲伤与恐惧，颇有马尔克斯笔下南美的魔幻气氛。
在等待死亡的床上，阿太与“我”慢慢地回忆起一生的故事，上下六代人，延绵百余年。故事里的阿太，在现实生活里是蔡崇达外婆的养母，也是他最亲近的亲人。他将虚构与真实编织在一起，一边写，一边重新被阿太折服，写到“全身发抖”。
其中有一段真实发生的故事。婚后，阿太的丈夫杨万流去了马来西亚挣钱，多年杳无音信。某年终于来信，寄来路费，让阿太带着全家去南洋投奔他。阿太妹妹的丈夫和孩子也在马来，但妹妹在海关被拦住了，因为丈夫已经组建了新家庭，不愿她去找他，没给她签访亲的字。阿太把妹妹推到前面，让她顶替自己的名字出了关，并且让她转告杨万流，重新找个人结婚，生自己的孩子。阿太一生没能生下孩子，对丈夫于心有愧。蔡崇达曾经跟阿太问过这件事，阿太笑嘻嘻地说，是啊。她后来的孩子是收养的。
很难想象，一个人活了99年，命里会遇到多少褶皱。故事里，阿太的父亲在她出生不久，就被抓壮丁进了国军，随后去了台湾，终生未回。母亲在她结婚当天跳海自杀。婚后丈夫下南洋，再未回来，她把领养的两个儿子送到丈夫身边。多年后儿子回来，一个身患绝症，一个破产跑路。她历经了女人能经受的所有苦难，“比起怎么过日子，我更知道怎么办葬礼。”
在《皮囊》里，蔡崇达就倾诉过对阿太的依恋。每次遇到挫折，他总是请假往老家跑，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和阿太坐一个下午，聊聊天。他与阿太和故乡一直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几十年来，小镇青年不断从故乡走进城市，把回不去的故乡留在身后，作为庞大的小镇青年中的一员，蔡崇达却少见地并没有与故乡渐行渐远。他频繁地往返于故乡和北京，后来是上海。直到现在，每次做重大决定前，他都要飞回老家，去庙里求个签——主要是求心安。这与闽南地区的宗族传统有关，也与他自己的家庭状况有关。自从高二那年父亲中风，母亲就把他当成了一家之主，家中大事都由他定夺。
最近两三年，故乡的消息多是令人沮丧的。家中亲戚接连遭遇公司破产和失业，他跟母亲经常打电话到半夜，一一细数老家的人遇到的困难。他的老家泉州是外贸经济重镇，中国鞋服行业的领头地区，他家所在的东石镇也因此带动起一项手工产业：串吊牌。经济好的时候，给衣服串一个吊牌能赚两三毛钱，这两年又掉到几分钱一个。回老家去长辈和邻居家串门，他一边聊天，一边手里帮他们串着牌子。家中条件宽裕时，泉州老年人常常去寺庙做义工，子女可以养家，但蔡崇达妈妈所在的义工团，从鼎盛时期的几百人缩减到现在的一二十人，老人们又回去挣钱贴补家用了。一条街上许多家庭都有人失业，这些街坊在他小时候吃不上饭时接济过他家，大学时他到北京参加比赛，他们也慷慨凑过路费。夜深人静，挂断电话，他发现自己一个人也帮不了。
蔡崇达的姐姐和姐夫也失业了，却羞愧于接受弟弟过多的资助。今年外甥女考上东北的大学，他执意为姐姐定了机票和酒店，让她亲自送女儿入学。“我就想让她看到希望的样子，”他说，“这种细节是编都编不出来的。”他不断地感叹着“太难了，太难了”。
在这个当口，蔡崇达又想起阿太，想起故乡那些经历过苦难的人，他们靠着神明、宗教和豁达的人生观坚持活着。“这个时代就是要正面刚，”他语气昂扬了起来，“我希望他们坚韧，不能容忍。当个失败者都要威风凛凛的。即使倒下，要往前倒一步，而不是往后倒，往后倒太丢人了。其实这是我所以写这本书的原因。”
蔡崇达认为自己永远生活在中国的底部，底部在最困难的时候支撑了他，他对底部的人和力量有天然的信任。在他们眼里，这些艰难太常见，以至于显得那么简单，甚至不值一提。这种达观、隐忍和迫不得已的心硬，塑造了来自中国底层的坚韧，也给予了阿太彪悍的性格。
“我其实是在招魂，试图召唤回万水千山和万千人生，陪现在的人去面对和度过巨大的无常。”面对《中国新闻周刊》，他没有掩饰自己的雄心。
潮汐
写作《命运》最为困难的部分是开头，蔡崇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正文16万字的小说，他写了27个开头，每一个都写了七八千到一万字。他试图摒弃“话说从前”的传奇式口吻，从第一句话起，就将人们拉进一个娓娓道来的内心世界。他希望这本书是一部心灵史，再剧烈的历史进程，如果没有投射到人的内心，也只是一层模糊的影子。
对于小说的立意、结构、语言，他在动笔之前就有着明确的意识。写完之后，他请身边不爱读书的亲人读，哪里停顿下来，他就去改，尽力破除每一处阅读障碍。对他而言，《命运》是他第一次以作家的身份和作家的要求进行写作，而《皮囊》是一次“应激型”的写作。
《皮囊》动笔那年，父亲刚刚去世，他处于一种悬空的状态。父亲在世的最后几年，因为父亲的重病和家庭困窘的经济状况，他急切地渴望出名，想写出畅销书，帮家里摆脱困境。父亲重病八年，他一只手托着家庭的重负，一只手托着自己在新闻行业的理想，走得辛苦，但也沉稳。父亲的离去突然之间卸掉了他最重的负担，而此时，对新闻行业的热情也在消退。他在《皮囊》中写到过那时的迷茫：“我疯狂工作，不让自己有空余时间，除了真实的生存压力，还在于，我根本不敢让自己有空余的时间，因为时间一空下来，我就要回答怎么去填充时间，怎么去面对生活。”
八年来，他每隔半年左右都会重读一遍《皮囊》，以确认这本书是否还有价值。他一面觉得30岁的自己还是挺勇敢的，一面也为书中那些激烈到嘶哑的嚎哭感到些许不好意思。他甚至想过修改一遍，显得更优雅一些，但终究没有提笔篡改青春的情绪。
那确实是一篇篇情绪饱胀的文字，他形容当时的心境，是在极度痛苦的时候咬牙切齿写字，试图去理解自己、表达自己，也迫切希望从故乡和亲人的记忆中获得能量。他的文字写到了普遍存在于青年人生活中的故乡与远方、成长与伤痛、梦想与现实……他用多年媒体特稿写作训练出的扎实文笔，调动不愿再克制的浓烈情绪，锻造了这本成长之书。
在那之后，他有了明确的作为作家的意识，就是要抵达人心。对于身为作家的责任，没有比他自己的这个比喻更为贴切的描述了：“我就站在这片海里，我看着这片潮汐。如果这片潮汐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键点，我会赶紧点亮那一盏灯笼。其实是这个样子，其实只是这样而已。”
他想在自我内心体验和社会心理的交叉点上写作，从而激荡起广泛的共鸣。小时候，文学作品抚慰了他的孤独，让他觉得世界上某个地方，竟然有人帮他说出了想说的话，理解了他都不理解的自己。后来他的写作，也希望能将标枪精准地投掷到人们内心的某个共通点上。
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他对宏大的命题有着深深的迷恋。在采访中，他不断地重复命运、时代、民族、责任这样的字眼。命运与人生、生存与死亡、梦想与现实的主题，在他不多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他此前正在准备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已经想好了书名，叫做《众生》。
他的两本书始终围绕在故乡的海浪与香火之中，他觉得泉州是个特别的地方，给予了他巨大的底气，足以应对宏大的命题。“我如果调动个人的记忆，调动一个小镇的记忆，试图去正面刚这个时代的问题，毫无胜算。”他说。东晋战乱后，中原大族为避乱而衣冠南渡，落脚泉州，带来了中原文化。千年之后，泉州还保留着中原文化的基因，历代的礼俗还在生活中延续。泉州号称“五百路神仙”，至今也是中国民间宗教香火最繁盛的地区之一，一个被海浪冲到沙滩上的死者，也会被人们供为神明。蔡崇达理解，这是因为死者领会过生之艰难，人们希望他可以陪伴生者。
泉州的寺庙曾遭遇过大范围的打击，当地百姓千方百计将神像保存下来，藏在厕所里、被窝里，偷偷供着。在《命运》里，这段历史即使只是被隐晦地描摹，也透出一番惊心动魄。阿太的婆婆去世之前对她说，为她留了一尊神，但没说藏在哪。后来生活遇到难关时，阿太躲进厕所哭，一抬头，发现了厕所梁柱上的佛像。
发于.10.31总第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一本以命运为题的书，会写些什么？
记者：倪伟（ni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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