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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近年来设立一系列中西文明比较研究课题，从学理上探寻中西文明的本源，以历史自信提升文化自信，以文化自信强化理论、制度和道路自信。日前，中央社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潘岳同志为即将出版的研究成果“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作序，探讨秦汉治理之道与罗马盛衰之由，澄清“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华文明的偏见与误判，呼吁中西文明应当在交流互鉴的基础之上，既寻找各自的改进之途，更淬炼人类共同价值，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前言前言
《历史的终结》作者福山近年来多次撰文指出，中国制度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中国从秦汉开始就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国家”，先于欧洲年[1]。“现代”是指一套非血缘、依法理、科层明确、权责清晰的理性化官僚体系。
与秦汉同时是罗马。无论是共和还是帝制，罗马都是西方大规模政治体在观念、制度、法律上的政治源流。欧洲史上的大规模政治体，无不以罗马为精神象征。从查理曼大帝到神圣罗马帝国，从拿破仑到第三帝国。就是在今天，世界秩序还被人视为“美国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2]，其词源正是“罗马治下的和平”（PaxRomana）。
二者都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都需要处理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权与军权的关系、上层与基层的关系，本土文化与外来宗教的关系。但两者的结果完全不一样。罗马之后再无罗马，只有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封建列国。秦汉之后却继续兴起了隋唐大一统王朝。
相似的基础，相似的挑战，不同的路径，不同的结果，是本文的主题。
01第一章两大文明
（一）秦汉基层之治
年，在武陵山脉湘西龙山里耶镇，考古学家们挖出了一座秦朝小城。在一口废井里，发现了数万枚行政文书竹简(里耶秦简)。人们第一次能近距离观看秦代基层政权。
里耶古城，是秦征服楚后设立的“迁陵县”。城很小，只有一个大学操场那么大。全县户籍人口不过三四千。秦朝在这里居然设立了完整的一县三乡机构，在编官吏多达人[3]。这些秦吏组织人民开垦荒地，但毕竟山高谷深，费了牛劲才达到户均35古亩，仅为当时“一夫百亩”通制的三分之一。税率只有8.3%[4]，相当于十二税一，比周代的“十税一”还少。一个县每年新增的税收，只相当于6.5户人家一年的口粮。从经济角度讲，为这样一块土地设置这么多官吏很不值。
里耶秦简，年湘西龙山里耶镇出土，为秦代县府行政档案，内容包含中央政令、行政区划、官吏任免、军事物资调度、百姓欠款等县府大小琐事，使人们能近距离了解秦代基层政权但秦吏要的不是税收。考古学家清理出一支竹简，记录了当地深山里发现的一种并非丰产的植物“枝枸”（俗称“拐枣”），但秦吏仍认真描述了它的性状、位置、产果情况，录入了官方档案。这体现了一种不遗余力探明山川物产的使命感。秦吏们一步步开发国土、编户人民、画出地图交给上级的“郡”。“郡”再将下属各县的地图合并成“舆地图”，上报到朝廷归档阅存。秦吏们除了促进生产，还要处理纷繁复杂的民政司法事务。秦法非常完备，小吏们必须严格依法工作。如每份文书都要同时抄送多部门留底查验；如轻事重判和重事轻判，都属于“不直”之罪，如果法条互相抵牾时，还要层层上报等仲裁。在两千年前，就把基层行政搞到如此精细化世所仅见。
在里耶秦简的伤亡名册上，记载着多名小吏累死病死于任上[5]。人的编制，长期缺额49人。但也只有这种玩命苦干的“苛政”，才能在短短14年里实现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整治山川，修建路网。秦把自己驱使得很苦，也把天下驱使得同样苦。这些使后面几十代人受益的基础设施，成本却由这一代人背负。人民牺牲之惨烈，心灵之痛苦，连天下一统的成就都不能抚平。历史评价，从来不只是道理，还有感情。秦灭亡时，天下没有人爱它。
但西汉沿袭了秦制大一统。开国者刘邦是个小吏，当过沛县的亭长（相当于派出所长）。他的骨干集团大多也是小吏，萧何是主吏，曹参是牢头。他们最清楚帝国的基层与上层如何结合；他们最熟悉郡县制的运作；他们最明瞭庶民的需求；他们最洞悉维系大一统的奥秘。所以在攻入咸阳时，萧何不要金银财宝，只抢夺秦廷收藏的律令、地图和编户册。汉朝正是依靠这些资料才重建了中央集权郡县制。
基层政权出天下。这是秦汉之所以能建成世界最早现代国家的原因。
（二）罗马国家之治
和秦汉同时，罗马崛起为地中海霸主。
秦汉与罗马，是欧亚大陆东西两头大致同期的古代文明。两者的人口与地域规模也相似。罗马帝国晚期，其囊括的环地中海人口大致是-万[6]。秦汉的人口（西汉末年标准）也在-万[7]。
很多人认为，中国是黄色农业文明，希腊罗马是蓝色商贸文明，似乎从源头就有优劣之分。并非如此。自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古史学界的共识是，从公元前年到公元后年的希腊罗马都是农业社会，商贸只是很小的补充。“土地是最重要的财富，社会结构中家庭占据首位，几乎所有人都以经济自足为目标。大多数财富来自土地的租金和税收。贸易规模狭小，即便商人因贸易发财，也会将所得投资于土地。真正的城市人口从不曾超过总人口5%，而且城市是作为消费中心而非生产中心存在[8]。”这跟秦汉非常相似。
希腊出哲学家，罗马出农民加战士。罗马大兵打遍地中海，只求退役后有块土地种橄榄与葡萄。就像秦汉的大兵，打仗是为了日后能“解甲归田”。
罗马公民看不起商业，贸易和金融是被征服民族才干的营生。在罗马共和国黄金时代，商人不能进元老院。贵族征战得来的财富都是购买土地搞大庄园。农业不是谋生，而是田园生活之歌。秦汉更是如此，农为本，商为末。商人很少做官，而文人的官做得再大，理想仍是“耕读传家”。
罗马石棺浮雕，公元3世纪，描绘农民采集豆类、挤羊奶的情形。希腊出哲学家，罗马出农民加战士，罗马大兵打遍地中海，只求退役后有块土地，回去种橄榄与葡萄罗马人搞不出缜密的宗教和科学，所长是工程、战争和国家治理。希腊留下的遗迹是神庙、竞技场和剧场，而罗马留下的是凯旋门、斗兽场与浴场。秦汉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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