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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割据的时代，是中国最为动荡的一个时期，各方势力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你方唱罢我登场，总统换了一茬又一茬。而这个时候，日本侵入中国，采取以华制华的策略，企图扶植代言人统治中国。
然而，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别看那些军阀们大字不识一个，有的还在史书上还留下了不少的劣迹。可是这些表面看来粗鲁的中国军人，似乎在“气节”上都能交上了一份令人欣慰的答卷，宁死也不做汉奸。
袁世凯算是亲日派，因为他和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而被世人唾骂，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他定义为汉奸、卖国贼。实际上，袁世凯是一个积极的抗日分子，只不过当时的形势下他不能不采取一些妥协的办法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他的内心始终是保持着那份气节。他临死时留下“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这一呐喊，就是明证。
大总统徐世昌没有突出的政绩，但在气节上同样也让人敬佩。“七七事变”后，汉奸王克敏以师生之谊来拜会徐世昌，企图将他拉下水。徐闭门不见，并向人表示“我没有这样的门生”。曹汝霖也来当说客，声称徐世昌若是出山，能和日本订立亲善条约，日本即可撤兵。徐世昌以年老婉辞，曹告辞后，他对门房说：“以后曹再来，就说我不在家”。
年，土肥原约徐世昌见面，他托病未见，日方不死心，又派他的两个门生前来游说，但都被徐拒绝。晚年的徐世昌看得很清楚，日本的野心就是要侵略中国，他即便是死也不愿出山做汉奸。
段祺瑞因为制造了“三一八”惨案被国民好一顿声讨，“九一八事变”后，日方将他列入了合作者的花名册。日本人希望他出面组织华北的伪政权。可是段祺瑞虽有亲日的恶名，但却从未与入侵者接触过。为了不让段祺瑞身陷囹圄，蒋介石恳请他南下。
当69岁的段祺瑞抵达南京浦口时，不光在京的少将以上军人集体前来迎接，蒋介石本人也亲自到码头恭候。当时段祺瑞对记者发表了对时局的书面讲话：“当此共赴国难之际，政府既有整个御侮方针和办法，无论朝野，皆应一致起为后援。瑞虽衰年，亦当勉从国人之后”。
后来段祺瑞移居上海，有记者登门采访，他铿锵作答：“日本横暴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备战，合力应付，则虽有十个日本，何足畏哉？”
大总统曹锟的名声一直不好，为了当上大总统，他不惜贿赂选举者，留下了“贿选总统”的恶名。卢沟桥事变后，曹锟的部下纷纷落水，当了汉奸。日本侵略者还千方百计让他出面来当傀儡。年迈的曹锟在夫人的劝导下，发誓宁可喝稀粥，也不给日本人办事。
再来看另一位强人吴佩孚。吴佩孚最潦倒的时候，退居白帝城，日本第一外遣舰队总司令和海军驻沪特务机关曾专程拜访他，表示愿提供借款万元和无偿赠与10万支步枪、们钢炮、挺机关枪，支持他东山再起。
这些条件对于落魄的吴佩孚来讲，无疑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但他语气坚定地回答：“过去我曾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止百万，可见成败并非在枪炮与金钱。我如愿引外援借外债，何必待到今日。中国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了。”
日本占领北平后，看好一文一武，即汪精卫和吴佩孚。汪精卫答应合作，但吴佩孚一直沉默如山。日本人还越俎代庖为他举行过一次记者招待会，并声称吴佩孚已决定参与“和平运动”。吴佩孚对出作出反应，他马上提出三个条件：一，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为全国议和交涉对手。
吴佩孚此举惹恼了日本人，后来吴佩孚由于腮部红肿，疼痛难忍，于是华北伪政权派出日本军医处长和护士匆匆赶到吴府，对他进行治疗，短短10天，他就去世了。
日本人打主意最早的莫过于东北王张作霖，最有戏剧的也是这个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别看张作霖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但他从未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他曾说：“日本人不讲交情，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贼，叫后辈儿孙也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有一次为中日交涉，曾向张作霖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数次拉拢威胁无效，日本终于出手了，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
徐世昌、段祺瑞、吴佩孚、曹锟、张作霖，作为那个时代的精英、富有血性的中国军人，都为自己书写了最后的光荣。人生有大是大非，卖国不卖国就是大是大非，人生有做人的底线，不当汉奸就是一个底线。尽管他们有这样那样的不是，但仅凭着“气节”这两个字，也足能名垂青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