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经纶作为《北平无战事》里的一个“双面人”，有点像“无间道”，他是国民党里派到地下党的特务，两边的双重身份有时候会让他自己都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一边是知遇之恩，一边是正义与良知。
梁经纶燕大经济学教授的身份，又是国民政府经济顾问何其沧的助理，何其沧是燕大的副校长，在这个学者的隐蔽身份包裹之下，为梁经纶办事得到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既可以控制学运部，又是“铁血救国会”的核心成员。
可这双重身份，是否会让梁经纶渐渐迷失？弄不清自己到底从属于哪一边，毕竟复杂的外界环境，很容易让一个人迷失心智和方向。
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慢慢理清梁经纶的身份与思维，就知道他的真正归属了。
建丰的知遇之恩
梁经纶在书中正式出场是作为学运部的主要联络人在燕大的外文图书馆与严春明秘密交谈，对话主要内容就是想发展刚来到北平的方孟敖为特别党员，方孟敖作为此次来北平调查民食调配委员会贪腐一案的主要负责人，梁经纶想争取方孟敖加入组织。
初看上去以为梁经纶就是一位地下党员，是学生运动的负责人，是燕大的经济学教授，翩翩君子，有才华有骨气。可是当他出现在了建丰同志的办公室，穿着一双黑布鞋，没有任何装饰的军装时，我们才恍然大悟，他是蒋经国秘密组织的“铁血救国会”的核心成员，是打入城工部的特务。
他是从什么时候成了蒋经国的亲信的？他自己在后面对恩师何其沧这样讲述他们认识的经过：
“抗战刚开始，我去投军。经国先生看上了我写的那篇《论抗战时期后方之经济》，当天就见了我。一番长谈，他叫我不要去打仗，来考燕大。翁文灏先生给您写的那封推荐信，就是他请翁先生写的。经国先生又给哈佛写了推荐信，从北平去香港，再从香港去美国，都是经国先生安排的。”
蒋经国对梁经纶是有知遇之恩的。若没有蒋经国的赏识，就没有当下如此有成就的经济学教授梁经纶。所以，梁经纶必须为蒋经国办事，执行《北平无战事》里的主要任务“孔雀东南飞”计划和完成“币制改革”的方案。
作为“孔雀东南飞”计划里的重要人物，梁经纶就是“刘兰芝”，可蒋先生不是要让他去“举身赴清池”，而是要他和方孟敖配合，执行贪腐和运输物资的艰巨任务。这两项任务在当时的环境之下，都是非常不容易办到的事。
在梁经纶看来，他对蒋经国的评价是这样的：
经国先生虽然事事都听他父亲的，可是对宋家和孔家把持中华民国的经济内心十分抵触。他认为不从经济上改变这种垄断把持，中华民国就不是真正的民国。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有一批真正的经济学家推动经济改革。在经国先生心里，何其沧先生就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于是在美国读完博士就叫梁经纶回燕大，当何其沧的助手，推动他的经济改革。那时正是宋子文放开货币兑换，把金融搞乱的时候。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知性的哈佛经济学教授，为什么会去帮国民党搞“币制改革”，为什么会变成特务，实际上梁经纶都是在围绕着救国家的经济而努力，虽然这种努力在当时并不能以一己之渺力去力挽狂澜，但作为国家培养出的经济人才，也要尽力出自己的全力。
蒋经国对他的“八字”评价看穿一切
梁经纶的真实身份只有蒋经国一个人知道，作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少将督察，也是“铁血救国会”的核心成员之一的曾可达，他的身份也只有蒋经国一人知道，而且互相之间的身份都是保密的，都是直接对蒋经国负责。
在梁经纶和曾可达面对面对在外文书店见面，彼此公开自己的“铁血救国会”身份，传达“孔雀东南飞”任务的执行方案时，曾可达转述了蒋经国在他面前对梁经纶的评价：
“要充分理解梁经纶同志工作的艰巨和重要。他对‘一次革命，两面作战’所负的重任、所做的贡献，任何人都无法替代。我对他的评价是八个字‘才大心细，明善诚身’。”
曾可达不懂这八个字的真实含义，他请教了建丰同志，建丰说，梁经纶不仅是优秀的经济学家，还精通国文，知道出典。“才大心细”是曾国藩向朝廷推荐李鸿章的评语，“明善诚身”是朱熹对儒家修身所作的最高评价。
蒋经国对梁经纶的知遇之恩，到精心培养，再到后来的重用与信任，让梁经纶不得不携手何其沧一起写出“币制改革”的方案，推行币制改革，虽然是一场空间的大掠夺和阴谋，但在面对当时几百万倍的通货膨胀时局下不得不推行。
在西山监狱里，蒋经国与梁经纶的那番推心置腹的通话，让梁经纶听完如梗在喉，不得不配合他们隐瞒谢木兰被枪杀的真相，不得不隐痛推行“币制改革”，看着民众们拿出自己的棺材本的黄金白银来兑换不到两月即成废纸的“金圆券”。
蒋经国说：“复生，在我的心目中，你就是张良。曾可达同志，王蒲忱同志，孙朝忠同志，还有其他同志都不过将才而已。当我第一次在名册中看到你这个名字，我就立刻想起了跟你同名的另一个人，谭嗣同。这也就是我当时突然见你的原因，你以前担得起这个名字，现在和将来都担得起这个名字。”
梁经纶咽下最后一口泪水回应蒋经国：“建丰同志，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复生知道，无论是孔宋，还是二陈，都在阻扰币制改革。如需流血，愿从我始。”
蒋经国：“你不需流血，也不能流血。如要流血就让那些贪腐的人去流。本月务必废除法币推出新货币，如果一定要血流成河，那就让这条河推动币制改革。”
梁经纶最后的归属
北平和平解放，中共的决议是，让国民党运走北平金库里满满当当地从老百姓那里收刮来的黄金白银，这些留在满城遍野如废纸的“金圆券”，代表了“币制改革”的失败，但老百姓的好日子却来了，手里没钱，但却有饭吃，有衣穿，再也不用担惊受怕地过日子了，再也不用受资本的控制来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了。这就是“把钱拿走，留下人心”。
明明知道“币制改革”会是一场空，会掠夺民间财物，可为什么梁经纶还是要帮着搞呢？
梁经纶这样回答过何其沧：
“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是因为内战，也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贪腐，受难的是广大的民众。我和先生都是学经济的，我们也明白，牵涉到国民党内部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币制改革也未必能真正推行，结果很可能是饮鸩止渴。可是不推行，就只能眼睁睁看着民众一天天饿死。”
对于梁经纶的身份问题与良心的归属问题，在最后他自己是这样回答的：“我就是一名燕大的经济学教授，不为哪一个国家，也不为哪一个党派，只为了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
当北平的上空三架Ｃ－46运输机装着财物飞向台北时，北平城里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迎来了一队队的解放军，方家所有的人都随着飞机离开了，只有谢培东留了下来，谢培东在人潮中看见举着横幅和鲜花的学生们，突然眼前看到了梁经纶的背影，他的手拉着女儿谢木兰，欢快地穿梭在人群中，谢木兰突然回头朝谢培东灿烂一笑，随后消失在人潮里。
在书的末尾，刘和平这样写谢木兰和谢培东的父女“相见”，他们期盼已久，为之奋斗的今天终于到来了，就好像梁经纶朗诵过《堂吉诃德》里的一段：
我的丰功佳绩值得浇铸于青铜器上，铭刻于大理石上，镌于木板上，永世长存；等我的这些事迹在世上流传之时，幸福之年代和幸福之世纪亦即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