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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上出了伤亡事故，锅却被甩到了无辜的资料员袁乐身上。她竟还真的无法推脱，这是为什么呢？一起来看看吧！
1
年12月4日，湖北咸宁。
中午一点半左右，我和往常一样，窝在工地的宿舍里午睡。连着半个多月的阴雨天气，让板房里愈发的湿冷。我蜷在床上，感觉自己像个低功率的烘干机，用体温慢慢烘着湿重的被子。
辗转反侧间，外面突然“轰隆”一声，像一道春雷平地乍起。
我惊得坐起。片刻沉静后，四周开始嘈杂起来。伴随着慌张的脚步声，我听到有人扯着喉咙喊：“出事了！脚手架塌了！”
我赶忙套上衣服跑出去一看，只见4号楼外墙的脚手架全面坍塌，此时看上去像个笨重的金刚罩，沉沉地扣在地上。抢险的工人们，成群结队地穿梭在项目部和金刚罩之间。远远看着，像是群发现食物的蚂蚁，协作式地忙碌着。
整个下午都是兵荒马乱的嘈杂。先是项目部组织施工人员进行抢救，不一会儿，警车、救护车接连而来，各种鸣笛、警报此起彼伏。
作为项目部为数不多的女性同胞，我被安排在办公室里留守。我自顾自地剪开一包养生茶煮着，隔着被雨水浸漫的窗户看着外面红灯闪烁。这里有种事不关己的闲散，我甚至还暗暗庆幸，原计划下午进行的资料审查看来是躲过去了。
趁着办公室没人，我给老妈打了个电话，问问儿子这几天在家是否还算听话。
不出意料，老妈永远是以抱怨开场。她埋怨孩子大了不好带、学习她根本管不上，说昨天又被老师留堂了等等诸如此类。末了，又是那亘古不变的一句，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调回来？
我叹了口长气。当初应聘时公司承诺过，一旦接到武汉的项目就把我调回去，可这两年市内的工程并不好接，我也是无可奈何。
老妈赌气说，“当初劝你忍忍，忍忍！不要为了点儿捕风捉影的事儿就离婚，你不听！好吧，离就离吧，还要辞职！在一个公司怎么了，他如果心里有愧，还能帮衬着点儿你？你倒好，说走就走，又从基层干起！”
“你现在知道难了！既然你照顾不了，那就把孩子给他爸，我是带不了了！”
老妈“嘟”的一声挂断了电话，不给我回驳的机会。我颓然地看着玻璃窗上凝结的水汽慢慢汇成一点，感觉心里也有些莫可名状的情绪跟着它们一起聚拢、滴落。
门砰地一响，寒风卷着人声一起粗鲁地灌进办公室。我一个瑟缩，赶紧从柜子里扒出件厚外套裹在身上。公司第一波领导闻讯赶来，项目管理人员跟着一起进进出出，电话不停。
好容易熬到下班时间，我关了电脑带上饭盒准备去食堂。项目上主管施工的李经理却进来拦下了我，要我准备一下，配合检查小组的调查。
我半开玩笑地说，这安全事故应该找安全员和项目经理呀，和我一个做资料的有啥关系呀！
李经理意味深长地瞥了我一眼，“你忘了？这个项目可是挂的你的一建证，你才是这个项目法律上的负责人！”
我一个激灵，仿佛被人兜头兜脸泼了盆凉水。我竟忘了这事儿！
2
我叫袁乐，32岁，武汉人。年初，跟前夫离婚后，我成了一名单亲妈妈。一向不肯服输的我，不愿继续跟前夫共事，选择了辞职。并于当年3月，应聘到这家公司当项目资料员。
换了行业，只能从基层干起，我也认了。我相信凭我的实力，再重回管理层只是时间问题。
当时公司正鼓励员工报考注册建造师，不仅学杂费全报销，而且考到证后，注册在公司会有一定的补贴。我想都没想，就报了名，用了两年时间，拿下了建筑专业的一级建造师证。
证刚下来，领导就笑咪咪地找到我，夸我真是个学习的料，公司里有好多人考了几年都没过，最后不得不放弃了。
他还说，公司正好接了个1.3个亿的房建项目，人员配备都没问题，就是管施工的李经理没有建造师的证。李经理四十多岁，钟祥人，看起来文质彬彬，但处事圆滑老练。
上面商量了一下，准备以我的证来承接这个项目，特此来问我的意见。
这是民营建筑企业的通病。施工的没有证，有证的不施工。我想着就是挂个证而已，没有增加任何工作量，一个月还有几千块钱的补贴，正好可以给儿子报外教班，何乐而不为呢？
可谁曾想，这补贴才领了两个月，项目上竟出现了安全事故。
我不禁打了个寒战，哑着嗓子急急问道：“死，死了几个人？”
很快，事故调查小组来了。他们第一时间勘探了现场，询问了相关管理人员，调取了监控摄像，查阅了相应的备案资料。
最终，得出事故原因为连日下雨，导致脚手架地基积水，土地失陷下沉引起的坍塌。连我这个只背过理论知识的都明白，这是大雨过后的安全检查没有到位呀。
这会儿，我可没有了煮茶的心情。我裹在工作服里，掰着冻得发红的手指，战战兢兢地坐在会议桌的对面。
按照李经理事先告知的说辞，我小心翼翼地回答着问题。
为首的调查领导冷着脸呵斥我们，为何安全检查手续没有到位，知不知道工程安全是性命攸关的事！
我紧张得双手冒汗，红着脸，磕磕巴巴地说不出话来。
好在总公司的公关人员，第一时间从外地赶了过来，殷勤地打点好他们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问题。
酒过三巡，他们微醺的脸终于不再那么严肃。
领导说，好在这次事故发生在中午，伤亡不多，定级为一般事故，可自行处理，不然他们想帮忙也无能为力。
我长吁了一口气，稍稍宽了心。
后面接连的几天，总会时不时地闯进来一些找李经理扯皮的人，打断我们的工作。
看着那些躺在办公室里撒泼打滚、寻死觅活的人，我有一些惴惴不安。生怕他们照着项目公告牌上的信息找到我，要我以命抵命。
有一次，我忍不住说出了顾虑。谁知李经理听了哈哈一笑，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说，他们也就是想多要点钱罢了。
据说这次事故伤了五个，死了两个。死的那两人一个赔了58万，另一个赔了85万。我有些纳闷，问李经理为什么同样是死亡，赔偿金额却不一样？李经理一边点烟一边轻松地说：“你去商场买衣服，衣服都是一个价吗？”
我陪着讪讪一笑。
热闹了两天的项目部，终于安静得只剩下机械轰鸣的声音。
我悬着的一颗心也总算咽进了肚子里。还好，事情没有严重到钱也不可以解决。
3
12月15日，刚开完早会，办公室的门嘎嘎一响。
从推开的门缝里，探出一张女人的脸。她一看见我，就用带着方言的普通话问道：“你是袁乐不？”我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见我点头答应，她“哐”的一下摔开门，从外面扯进一个大约六七岁的男孩，径直推到我面前，把那孩子摔了个趔趄。
她冲着那孩子囔道：“你不是吵着要爸爸么？喏，你找她，找她要你爸爸！”
要爸爸？我第一反应，是前夫那张脸。
我看了眼面前这长相尚可的女人，一股羞愤直冲面门，这都离了两年了还找上门来，还说是捕风捉影的事儿！
“你囔囔什么？谁是他爸爸？”我气愤地反问道。
女人瞪着眼，理直气壮地嚷着：“你们害死了人自己不知道啊？他爸爸叫王亮，听说就在你们工地上被砸死的！”
我哑然，刚才的气焰顿时被掐得只剩一缕青烟。我不禁暗咒一声，骂自己真是思维跳跃，一点儿脑子都没有。
我心知肚明，这事儿虽不是因为我的失误造成，但法律上我得对伤亡负责，也就不免软了语气：“如果您是来处理赔偿事宜的，得找我们李经理，我只是个小小的资料员，说了不算的。”
那女人拧着脸囔囔着：“我不管你们怎么推责任，反正也不是我要人，是他儿子要人！我和他妈的死鬼王亮早就没关系了，总抓着我不放，算个什么屁事！老子还要过日子的！”
骂完，她转身就走。我见她把孩子丢在了我这儿，赶忙撵着她出了工地门口，却还是没追上。
我气喘吁吁地回到办公室，见那孩子一动不动地站在刚才的位置上，脖子像断掉了一般，脑袋重重地垂着。
十二月份的咸宁，最高温度也就三四度的样子。他却只穿着一套老式的蓝白相间的运动套装。
孩子低垂着脸，看不全他的样子，只能瞧见那两坨冻得发红的脸颊和起了皮的乌青的嘴唇。鼻孔边大大咧咧地飞扬着一条已经干涸了的白色的鼻涕印儿，像有蜗牛刚刚爬过。
他的衣服脏得很，袖口胸前满是黑色的油渍，可那圈在脖子上的红领巾却是崭新的鲜红色，红的刺眼。
我不禁想到已有月余没见的儿子，和他年纪相仿，每天和我聊视频时就吵吵着要加入少先队的事儿。我不免心生怜悯，让他先坐下，给他倒了杯热水，又去宿舍拿了条毯子。
男孩喝了点水，断断续续讲了半天，我才听明白。
原来，王亮家里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和一个智障的老母亲，他的紧急联系人也就填了和他一起进城的前女友，也就是刚才那个女人。
项目上联系家属时也就找到了那个女人。她想着人命关天的事儿，不管之前有万般纠葛也得通知一下村里。可这家里老的痴、小的小，没一个能主事儿的，村长便派了个村干部陪着孩子一起找来了。
想必他们初次来到城市，人生地不熟无助怯弱得很，也只能缠上能讲上话的女人，让她帮帮忙。
4
陪男孩一同过来的村干部，被我请进了李经理的办公室。
想着这种事情一时半会也谈不完，我便拿了前些时买给儿子的绘本递给男孩，让他自己看。
孩子用手摸索着彩色的封面，说他们班上有个同学也买了这种课外推荐读物，每天都神气昂扬地站在讲台上，给他们读书。爸爸听他说了好几次，就答应过两天买了寄给他……
听他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件事儿来。
也就是出事儿的两天前，有个农民工帮小组长过来领劳保物资，正巧瞧见我刚刚从快递箱里拆出来的一摞新书。他走过来看了看，然后客客气气地问我，是不是小学里推荐的那种课外读物。
我头也不抬，“嗯”了一声，清理着包装袋，有些不耐烦地问他还有什么事儿？
余光中，我见他拿起最面上的一本绘本用手摸了摸，封面上是个粉色可爱的糖果小屋，他的手指则带着黑泥，且伤痕累累。
他近乎讨好地说：“您这是在哪儿买的，我儿子打电话来说学校要求买课外读物，我也不懂。”
我告诉他网上有卖的，京东、当当，随便哪个购物网站都可以买得到。可他还是求着我帮他买一套，说着就从工服里掏出一把皱巴巴的钱要塞给我。我连忙把钱还给他，说等买了以后再说吧。他连连道谢，就出去了。
想必，这个工人就是他父亲，王亮了。
在项目上我不管施工，所以那些干体力活儿的农民工于我而言，也就是写在花名册上的汉字而已。
那一次，是他父亲王亮留在我记忆中的唯一印象，也让我把王亮这两个字和一个鲜活的人关联在了一起！
我很愧疚。不是因为我把这件事儿给忘了，而是我当时只是随口应一声，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帮他买书，即便是在手机上点几下，如此简单的事。
正想着，去谈赔偿的村干部这就回来了。他激动地说李经理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赔偿十万元。
十万？
我好不吃惊！硬生生吞掉险些脱口而出的话，怎么这么少？！虽然好奇，但我也晓得祸从口出、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儿的道理。
我客客气气地送他们离开，看着他们在雨中千恩万谢地和我挥手的身影，我莫名地有些生气。不知是气他们的无知，还是气李经理的欺人，亦或是气自己的沉默。
待他们离开后，李经理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是保险申请单上需要我的签字。我拿过来粗略看了看，死亡名单上竟没有王亮的名字。
李经理告诉我，王亮并不是当场死亡的。他当时受了重伤，医院抢救了两天才走的。所以，没有把他报上去。
我提出疑问，虽然王亮并非当场死亡，但过了两天也是没有超过事故期限的，理应算作死亡人数上报。况且我们买了工程一切险，这样赔偿金也会给得更高一些。
李经理哼笑一声，“既然你法规学得这么好，不会不知道死亡2人和死亡3人有什么不同吧！”
我细细想了想，不禁又是一身冷汗，刚刚的愤愤不平顷刻间被我紧紧地咬在了牙缝间。
如果死亡人数升至3人，那一般事故就升级成了较大事故，必须逐级上报至市政府，成立专案小组调查的。那像我这种情况，轻则吊销好不容易考下的一建证，重则是要入狱判刑的。
我闭上了嘴，心里一遍遍地喊，在那种山沟沟里，十万块也足够了。
5
12月月底，我请了三天的假，想连着元旦在家多陪孩子几天。
晚上陪儿子读绘本的时候，我看着那粉色糖果屋的封面不禁发起呆来。
孩子问我在想什么。我告诉他，妈妈的一个同事因为事故去世了，还好有一笔赔偿金可以支撑到他的儿子长大。
谁知儿子“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抱着我说不准妈妈上班了，给多少钱都不换妈妈。我一时语塞，抱紧儿子，泪水止不住地落了下来。
是啊，连6岁的孩子都知道，生命哪儿能用钱来衡量呢？可是，已经逝去的生命，若再被贱卖，那岂不是更不值了！
想着和儿子同龄的那个孩子，我觉得自己得做些什么。
我琢磨着给高层领导反映一下王亮家的实际情况，看能否多申请些补贴。自己公司的领导，肯定也不会把事情传扬出去。
可转念一想，我这胳膊肘朝外拐的行为会不会引起高层的不满，引起李经理的敌意？李经理这事儿虽然做得不太地道，可也确实是站在公司的角度，为公司减少赔偿。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第二天，项目上的会计给我打来电话。
她说她在总公司报账时，发现保险单、领款单等单据上面，我的字迹都对不上。我说我只签过上报的保险单，没签过其他的任何单据，让她拍照片先给我看看。
在会计发来的单据照片中，我赫然看到王亮的领款金额是35万元整。
我笑了，像是突然抓住了根救命稻草，一下翻身爬到了道德的至高点，毅然决然地逃到了李经理的对立面。
我回会计，说只有那张没有王亮名字的保险单是我填的，其他的都不知道了。然后，我又赶在放假前，给总公司寄了个快递。
就在年元旦复工后不久，李经理辞职了。
大家纷纷表示不解，知情的人却道出了真相。听说总公司的董事长收到了一封打印的匿名信，说是王亮的一个工友写的。
信上说王亮人已经没了，上不上报政府对于家属而言其实无关紧要，只要补偿金正常发放，他们也不会弃公司的声誉而不顾。可公司却以10万元的津贴打发了孤儿老母，着实让人不平。
其实见过大风大浪的董事长收到信也没太大反应，只是吩咐下面妥善办理，不要闹大了。可是转天，财务就上报了李经理涉嫌做假账，私吞了补偿金二十五万。
这下，董事长怒了。李经理也没有颜面再待在公司，主动离职。大家一阵嘘吁。
年春节前，我跟着公司的行政人员一起到王亮家进行慰问，代表公司和项目部将漏发的补偿金亲手交到了王亮儿子的手里面。
同事在一旁不停地拍照做留档。镜头前，孩子捧着沉甸甸的一袋钱，满脸木然。那是他父亲拿命换来的钱，此后他却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父亲了。
我忍不住上前抱了抱那个孩子，把一套冬衣和满书包的课外书递给了他：“这是之前你爸爸让阿姨帮忙买的，前些天才到，今天带给你。”孩子抱着书包，伸出手爱惜地抚摸了几下，忍不住小声呜咽起来。
我不由地想到了儿子那句，多少钱也不换妈妈，不由得也跟着泪如雨下。
春节放假的那天，我递上了辞呈。我需要工作，而儿子也需要妈妈。我想，应该会有两全的办法。
离开前，我和同事们一一道别。李经理的位置仍旧空着，听说开年就会有别的项目经理调过来。原本私吞赔偿金应当走法律程序，但公司念在李经理也是二十多年的老员工了，一念之差，让他补齐数额也就网开一面了。
虽逃过了法律的制裁，可李经理的这一念之差，就像刺在脸上的印儿，在行业内与他如影随形。后来，我听说，他几经辗转，都没有找到愿意留用他的公司。
离职后，我回了武汉，在离家近的地方找了份儿工作，虽然和本行的专业有些出入，但好在可以和孩子在一起。
如今，每天早上，我牵着儿子的手送他去上学；晚上，我站在人群中，等着他一通张望后，张开双臂扑向我的怀里。我的心里，甜蜜又踏实。
是了，有些东西，千金不换！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