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亚夫（—），江苏南通唐闸人。年如皋起义失败后，从事地下工作。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4军。年8月，接受党组织的安排，参加了十九路军。后担任中共南通中心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副书记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抗战支队、特务总队、新5军参加抗日战争。年受党的派遣，打入汪伪部队，任伪7师中将师长，伪34师参谋长、副师长，成功策划反正起义。解放战争时期，任苏中九分区副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公安总队副总队长。后任江苏省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年11月23日在南京逝世，享年96岁。
年8月，在南京市江苏省钟山高干疗养院，施亚夫老人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传奇经历。
借名王生，改名施亚夫
施亚夫小名施满侯。13岁那年，他用病死童工王生的名字顶替进纱厂当了名拾筒工，后来又用王生的名字参加了革命。年6月，在组织工人罢工斗争中，因叛徒出卖，时任中共南通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的他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从南通警察局看守所，转押镇江国民党江苏省监狱，再转押南京老虎桥监狱，曾与陈独秀、彭述之等同监关押。在狱中受尽种种酷刑的摧残，始终不屈服。
年8月24日，日本飞机轰炸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围墙被炸塌了，他乘机逃出了监狱，过江直奔南通老家。为防敌特纠缠，他改名为施亚夫，意为要干亚洲大丈夫该干的事业。
用便衣换枪弹
施亚夫从南京逃回老家后，因南通党组织遭破坏，一时无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他找到一起做工、一同被捕、同时越狱的马生，又碰到一起被捕，刚从镇江监狱释放回来的张炳生，三人碰头后认为，中心县委虽然不存在了，但我们都是县委领导下的党员，必须继续斗争下去。
当时日军已占领南通地区，国民党大小官员和地方保安部队大部分撤走。施亚夫串联参加过罢工斗争的工人和暂时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团员二十多人，组成了“唐闸工人抗日守土团”，由施亚夫负责军事指挥，张炳文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王金标担任军事助理，但就是没有武器。这时得悉省保安第九团一个排的溃兵，在离唐闸三里的村庄挨家挨户搜罗便衣，准备化装逃跑。施亚夫便带人围上去，对溃兵们说：“衣裤我们给，武器给我们。”施亚夫立即脱下自己身上的长衫，一个士兵拎起长衫看了看，便把手中的长枪递了过去。于是其他士兵也用武器交换衣服。此次他们共得步枪20支，子弹多发。抗日守土团便武装起来了。
年9月，施亚夫带领几名战士，乘雨夜潜入日军设在南通纺织学院的军火库，偷出48支枪和两箱子弹，队伍进一步壮大。
杀鬼子救姑娘
一天，施亚夫发现远处一小队扛着枪的日军正朝他这方向走来，便急忙躲进灌木丛。忽然，他看见一个鬼子兵从队伍末尾溜了出来，向桥西南一孤立茅草屋跑去。
施亚夫迅速向那茅屋靠近。茅屋里传出女子喊“救命”的呼声。施亚夫几步蹿到茅屋门前，看到那鬼子正企图强奸一个十多岁的女孩。他冲进屋内，掏出驳壳枪，对准鬼子兵扣动扳机，谁知是瞎火。那鬼子见有人来，便丢开床上的姑娘，去抓靠在墙边的三八大盖。施亚夫眼捷手快把枪抢过来，用枪托向鬼子兵砸去，小鬼子瘫倒在地。施亚夫望着床上惊恐发抖的小姑娘，怒不可遏。抓起门边的斧子，嘴里骂着“强盗！畜生！”向鬼子脑瓜猛砍，竟将鬼子脑袋砍了下来。他顾不得与小姑娘说话，剥下鬼子的军衣、皮靴，装在随手拿到的麻袋里，带着三八大盖，拉着小姑娘躲进玉米地里。
“汪精卫为了扩充实力，向日本讨价还价，把我这个新四军情报人员变成中将师长”
这是年的初夏。南通城的里里外外一夜之间被我贴满了布告，其内容尽管不同，但落款却一律为：绥靖军第七师师长施亚夫。
我在南通城里一幢米黄色的小楼的大门上悬挂着“七师司令部”的招牌。
一时间，南通的老百姓都在谈论着我的这支绥靖第七师，说我是汪精卫的得力干将。不过，此时汪精卫并不认识我，我的这支部队也没有得到他的正式任命。
自年16岁入党以来，我主要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年春天，汪精卫成立汉奸政府以后，为了扩充他的实力，又四处活动，建立起一支“和平反共建国军”。新四军和地下党授命给我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我想，我不妨趁机去活动来一个伪军的军或师的番号，以此作为掩护，获得更多的情报，配合新四军一起粉碎敌人的清乡计划，为党做更多的工作。
很快，第七师的消息传到南京，正愁枪杆少，无法向日本人讨价还价的汪精卫非常高兴，立即派心腹严甸南到南通，准备收编我。严甸南是汪精卫的少将参赞武官。
出发之前，汪精卫把严甸南叫到自己的住所，对他说：“你前去侦察一下，如果情况属实，就委任他当个中将师长；如果仅是一群乌合之众，纯属虚张声势，也不必打草惊蛇，待回来以后再作商量……”
严甸南一到南通，便迫不及待地要我将全师的花名册交给他审查。实际上，我手下当时只有刚刚收编的二三百号杂牌军。到哪里去弄一个师的花名册呢？
于是，我派副官与严甸南周旋，陪他游狼山、打麻将、逛妓院，我则带人连夜赶到上海，买了一本电话号码簿和一本《百家姓》，然后又找来几本喜丧人情的账本，胡乱抄起来。一夜之间，第七师多名官兵的姓名和枪支号码便造成了。
一周后，我在严甸南的陪同下，前往南京，受到汪精卫和日军高级顾问晴气庆胤中佐的接见。他们当面对我进行了考核，由于我准备充分，他们十分满意。你别看日军顾问只是一个中佐，可在汪精卫面前却非常神气，汪精卫基本都是听他的。
第二天，严甸南亲自送来了委任状、中将军服和领章。但我一回到南通，就有特务告密，说我是共产党，而且是老牌的。
驻南通的鬼子混成旅团旅团长姓南浦，是个少将，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他深知靠日本的军刀统治不了中国，因此处处都要搞一点“怀柔政策”，在南通大力推行日本政府的“笼络伪军，长期伪化”政策。他请我到他的官邸，一见面，他就用很蹩脚的中国话说：“施阁下，你的共产党大大的！”一开始，我还有点心慌。为了掩饰慌张，我慢慢地掏出一支香烟，点燃后再悠悠地吐出一口烟雾。透过烟雾，我盯住他的脸，开始不慌不忙地反驳下去。
“别看汪精卫在我们面前威风凛凛，可他在日本人面前就是个奴才，是个纯粹的‘儿皇帝’”
年，我到南京参加了伪中央政府主办的第一期将校军官轮训团的学习。在军官轮训团的开学典礼上，汪精卫说：“开学典礼，讲什么呢？讲个故事吧。诸葛亮为什么取西川，不拿东吴？”
三国时期，诸葛亮有一段时间是先取西川，让东吴与曹操打，等他们两败俱伤之时，再出兵。什么意思呢，意思是现在不跟日本人打，让日本人跟苏联打，然后坐收渔翁之利。其实就是他死不承认自己是汉奸。
集训期间，我结识了汪精卫属下的72个师的大部分头头。每逢节假日，汪精卫便邀请我到汪公馆作客。由于我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善于兵法研究，很快取得了汪精卫的信任。
汪精卫的儿子汪漫云那时是伪国民政府清乡管理局局长，权力大得很。我为了搞到情报，也有意与他接近。
在军官轮训团结业典礼上，汪精卫敬我酒，说：“我敬青年将帅一杯。”一下引得很多伪师长和将军们羡慕的目光，他们认为我与汪精卫有很深的渊源，认为我是汪精卫的红人。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当时只有28岁，但为了工作方便，冒充33岁，因此看上去很年轻，不像是30多岁的人，所以汪精卫要敬我这位年轻中将一杯。
你别看汪精卫在我们面前威风凛凛，可他在日本人面前就是个奴才，是个纯粹的“儿皇帝”。他对日本主子言听计从，不敢有半点怠慢。日本人毒死汪伪“七十六号”特务头子李士群，汪精卫一点脾气都没有。
李士群是浙江人，他有自己的想法，想到浙江西部搞一支自己的部队，这支部队不听日本人的，完全中国化。日本人知道后，很气愤，就把他除掉了。
“日本人通过作战会议和特务组织控制汪伪政权”
正如汪伪中央政府的所有重大决策要听命于日本顾问一样，汪伪军队的所有行动必须听命于日军。日军对伪军重要的控制形式就是作战会议。我们这些“伪军”参加日军的作战会议，几乎没有发言权，就是有那么一点发言权，决定权也完全在日军。
我是南通地区日伪军棋社社长，鬼子经常找我下围棋。一般鬼子讲话，不能插话，否则会大怒，有时还会打人。
我几乎参加了南通日军所有重要的军事会议，几乎每一次，我都把情报送给了新四军。南通日军最高司令长官小林信男在追杀新四军高级干部计谋落空后，怀疑伪军内部渗透了新四军。年春，他撤销了伪军第五、第六、第七师，另组建了伪三十四师。我由师长降为参谋长兼一三五团团长。
南通伪军的一切全由小林信男说了算，他开始整顿伪军的排以上军官，一旦发现可疑分子，立即秘密处决。年初，他的魔爪终于伸向了我，他怀疑我早年当过红军十四军的营长。
在这种情况下，新四军一师副师长叶飞决定我提前举行反正起义。当时，我在伪三十四师成立了党支部，下属两个党小组。
年1月5日，我终于完成了率部起义的任务，这在伪军中间引起强烈反响。据叶飞同志回忆，在我的影响下，仅1月到2月间，反正的伪军就达人以上。
反正时，法国广播电台广播了2至3天，说很好地配合了反法西斯同盟国的第二战场，并说敌人从内部开始了动摇。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法国电台不知道这本身就是共产党有组织的行为。
根据上级指示，我打入伪军内部，本来还要继续潜伏下去，等将来伪军被蒋介石收编，转到国民党军队里面去，继续执行秘密任务。没办法，敌人有所察觉，才被迫提前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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