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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通州开漕节，通州坝外，帆船云集，等待靠岸。一位身着明代服装的“官员”，率领随从，走上石坝，一面巡查、一面叮嘱，这一幕就叫“吴仲巡坝”。吴仲因重修通惠河而被通州人尊为“坝神”。
屡治屡废漕运难济
通惠河是元代郭守敬为解决大都物资供应而开凿的一条漕河。元朝灭亡后，明朝建都南京，北京没有了庞大的物资运输需要，通惠河随之废弃。明永乐初年，明成祖朱棣决意迁都，北京的漕运问题成为明朝的头等大事。
永乐五年（）五月，北京行部上报：通惠河道淤塞，需要增置闸口，疏浚河道。朝廷恩准后，运粮军士疏浚河道70余里，但没有增设水闸。通过这次整治，南来漕船可直抵北京城下。没过多久，通惠河船运再次受阻。究其原因，是水源问题没有解决。随着上游白浮泉引水河道埋没，水量剧减，下游通惠河水浅淤塞，不能行船。
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着手解决疏通通惠河的问题。正统三年（）大通桥闸建成；正统四年（）平津闸修复，但水源问题依然成为瓶颈，通惠河仍不能全程转运。
从永乐年间开始，北京粮食需求越来越大，沿大运河运输的粮食越来越多。文献记载，到明宪宗成化年间，每年运到北京的粮食多达万石，分别存储在通州和京城，其中40%存于京仓，60%存于通仓，庞大的转运需求摆在朝廷面前。
成化七年（），漕运总兵官杨茂上奏：每年江南漕粮在张家湾由水运改为陆运，赶上大雨，道路泥泞难行，每车只能载八九石粮食，却要花费一两银子。通州到京城40多里，有通惠河古河道，石闸尚存，水深约二尺，只须用石闸蓄水，让运粮卫所备好驳船，挨次驳运过闸。这样不仅节省了费用，而且也减少了劳累。于是，明宪宗命人勘察水道，启动工程。至成化十二年（）六月，疏浚了东便门外大通桥至张家湾60里。多年未见的漕船沿通惠河行至大通桥下时，引来许多人聚集观看。由于水源不足，没过两年，通惠河水浅涩滞，又不能通航了。此后，明孝宗、明武宗年间，也对通惠河进行过治理，但始终未能奏效。
一边是庞大的粮食需求，一边是漕河屡治屡废的现状，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漕运航道疏浚亟待解决。
痛陈时弊献策疏浚
明武宗驾崩，朱厚熜登基，次年改年号嘉靖。嘉靖皇帝一心想做中兴之主，关系国家命运的漕运成为他的心病。虽然大臣们陆续上疏，建议修复通惠河，但先祖们屡治屡废的经历，使得他犹豫不决。
明嘉靖六年（），嘉靖皇帝翻阅着御史吴仲的奏章，不由得眼前一亮，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吴仲是江苏武进人，字亚甫。明正德十二年（）考取进士，后担任御史，巡按直隶。他为人敏锐阔达，敢于直言，办事能力强。在洋洋千字的奏章里，他力主重开通惠河。为说服皇帝，他没有只算经济账，而是从各方面痛陈利害。
元代郭守敬治理通惠河后，便没有了搬运漕粮的劳苦。“何独至于我朝，必欲置闸河于无用，费脚价而不惜哉？”前人能成之事，我朝为什么不能？吴仲“访之上源，见于诸陵无损，溯其末流，又于都城无害。且源头活水，运亦流，不运亦流”。驳斥了一些风水家所谓“白浮引水有损皇陵”的无稽之谈。
为坚定皇帝的决心，吴仲在奏疏中列举了军粮管理和运输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强调再不纠正，事关京师安危：国储远在通州，有重大隐患。密云等地有山间小路，若蒙古骑兵偷袭，“或据仓廒，或肆烧毁，国储一空，则京师坐困矣”。必须尽快疏浚通惠河，把军粮迅速运抵京城。
吴仲的奏章切中时弊，字字珠玑。嘉靖皇帝深以为然，遂下旨令户部、工部调查商议后拿出方案。十月，朝廷批准了疏浚通惠河的计划，下令冬天备好物料，来年春天开工。
嘉靖七年（）二月初兴工，至五月末完成。吴仲向嘉靖皇帝报捷。在短短几个月里，吴仲领衔完成了疏浚漕河河道，建成石坝、改造石闸，明确河官职责，增加闸夫数量，打造一批驳船以便漕粮运输等一系列工作。
吴仲重修的通惠河，甩掉了元代通惠河至高丽庄入白河的下游河道，将码头设在通州城；在通惠河与白河间建石坝，粮食经人力搬到驳船，沿通惠河到达大通桥下，所以通惠河又有了“大通河”之称。除疏通河道外，他还因水制宜，调整了元代旧闸位置。庆丰两闸，只保留下闸；平津三闸，只保留上、下两闸；普济闸废上闸、留下闸；流通闸仍旧，共计五闸，蓄水行舟作用明显。同时打造了一批漕船，安排大批漕夫负责漕船运输。
水利大通，千艘衔尾。用于转运的驳船分布在各闸，等候船只似鱼鳞密密排列；行驶船只如鱼群前后相连。早上从通州起运的漕粮，傍晚就能到达京城。这一次，通惠河真正实现通航。通航当年，大通河转运漕粮近万石，节省运费11万两白银。嘉靖皇帝龙颜大悦，同意吴仲的建议，把节省下来的运费抽出1/3赏给以前负责运输的军卒。
明代诗人周柞赞道：“宛宛漕渠天上来，金堤玉垒圣人开。仙槎合傍银河挽，粟米如山绕凤台。”
修志备载泽被后世
吴仲因重开通惠河有功，获朝廷嘉奖，官升一级，后出任浙江处州（今浙江丽水）知府。
处州之行，遥遥千里。吴仲沿通惠河到通州张家湾码头时，触景生情，奉命重开通惠河的经历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他担心“好事难成而易败，谗言易兴而难遏”。如果自己这样走了，日子久了，物是人非，疏浚经验恐怕会湮没。他暗暗沉思，正好利用赴任坐船的时间，将通惠河源流与治理经过整编成册，以惠后世。
于是，伴着风声涛声，他参考以前的文献、地图，复加考订，编撰成上、下两卷2万余字的《通惠河志》。河志写就于运河船上，堪称修志史的一绝。该书详述了元代以来通惠河开凿的情况，并有自己的思考和评价。
翻开《通惠河志》，上卷首先是通惠河源委图、通惠河图，然后是通惠河考略、闸坝建置、公署建置、修河费用、经理杂记、夫役沿革、部院职制等方面，记载了修治通惠河的工程及管理情况。下卷则收录了嘉靖前后几次大的治理奏议，展现了历次治理主要经过及关键问题。志书所载内容翔实，如“庆丰等九闸，成化年间原设闸官四员，闸吏四名，闸夫六百四十七名”，明确将人员分为闸官、闸吏、闸夫三类。
嘉靖皇帝阅览后，下旨送史馆、编入《明会典》、工部颁发刊行。问世后，这部志书成为历任主管通惠河工程官员的案头卷。后来，继任者又陆续增补了嘉靖六年（）至隆庆五年（）33任主管官名册。
［明］吴仲撰，杨之峰标点：《通惠河志》北京出版社年版
《通惠河志》虽然仅记载了明中期的改造工程，但对通惠河来说，这时正是重要的“转折时期”。为适应水量减少情况下通航，吴仲部分废弃了以往闸坝，只保留“五闸二坝”，在漕运季节实行“倒载制”，即漕粮由人夫搬运到闸上游停泊的船只中。这个方式被后人效法，跨越了明清两代，在清康熙年间沈喻所绘《通惠河漕运图卷》（现藏国家博物馆）中，有清晰的描绘。
正是由于吴仲使濒于废弃的河道重现生机，他才被后世誉为“坝神”，并建祠纪念，每年开漕节，享受运河人的追忆祭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