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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和父亲
我的外祖父马幼渔（名裕藻）于年始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讲授文字学、音韵学，—年任国文系主任，胡适接任系主任之后，他继续当教授，直至年去世。我母亲马珏是他的长女。年进北大预科（课），年在政治系本科读书，年初离校，因婚事未克毕业。
母亲马珏在北大小有名气，不仅因为她是教授之女，攻读的是政治，更因为她天生丽质。本来那时北大的女生就非常稀少，加上母亲固有的花容月貌，所以一时名重红楼。六十多年后她的一位老同学张中行念及此还写道：“我年考入北大，选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马幼渔（名裕藻）是马珏的父亲；马珏在政治系上学，有一顶了不得的帽子——‘校花’。人，尤其年轻人，常情，水做的怎么样说不清楚，泥做的都爱花，如果还大胆，并愿意筑金屋藏之。诚如我所见，上课，有些人就尽量贴近她坐，以期有机会能交谈两句，或者还想‘微闻香泽’吧；以及她后来的文中所说，常常接到求爱求婚的信。我呢，可谓高明，不是见亭亭玉立而心如止水，而是有自知之明，自惭形秽，所以共同出入红楼三年（她年离校），我没有贴近她坐过，也就没有交谈的光荣经历。”
图1母亲父亲婚前照
作为小儿子，我长期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她去世时，我五十四岁，数起来，在母亲身边的时光在四十五年以上。在我心目中，她只是一位极普通的母亲，因生活需要而办公持家，因命运安排而上下颠簸。我知道她的背景，但我感受不到北大的气息。后来有人想发掘她这座“宝库”，她却说：“有什么回忆头啊？”当时我也觉得，我的母亲似乎很平常嘛。
史书，往往是伟人传加大事记。“一将功成万骨枯”，史书记载的是那些“将”的经历，“万骨”呢？群众的命运是不入史的。有的人，他的经历给历史留下了痕迹，以至于有的时代被称为×××时代。更多的人，芸芸众生，是历史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痕迹。然而，从这芸芸众生身上的历史痕迹中也能折射出历史的真实一面，所以我想，从我母亲身上还是能寻觅出历史踪影的。
我母亲的中小学教育是在“孔德”接受的。孔德学校创办于年，年2月开学，我母亲即于此时入学。她在“孔德”上了近十年学，完成了现在所说的“义务教育”，年8月进中法大学预科，翌年，又考取北大预科。
母亲后来选读了北京大学的政治系。外祖父对子女专业前景的设想含有极大的民主革命热情，也充满天真的浪漫色彩，这热情与色彩在社会严酷现实面前显得十分软弱无力。母亲读政治系没有毕业，就是毕了业怕也不可能如外祖父所想去当什么公使。外祖父让大舅马巽去日本学经济，让三舅马节去德国学经济，大有振兴积弱民族，建设经济强国的气概，但舅舅们虽学有所成，却用武无地，旧中国不说了，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分别在科技情报所和外文出版社从事日文、德文翻译，用的仅是语言之长。二姨马琰在北大学法律，外祖父希望她能为争取女权做事，又说“就是离婚，也可保护自己的权益”，谁知一语成谶，二姨学的法律就只有了这点用处。时代与社会，没有提供有效的空间来发展，他们只有空怀才志。
母亲在年春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年级。这是一次特殊的考试，入学者到秋天即可升入预科二年级。但母亲因考试太累以致病倒，所以一入学就休学，到秋天仍上预科一年级。年转入政治系本科，学到年离校。
北大分三院，一院在红楼，是文科和部分法科；二院在景山东街，叫马神庙，是理科，有一小礼堂，一般名教授在此演讲；三院在北河沿，译学馆旧址，全是法科，有大礼堂。政治系属法科，母亲在红楼上课，有时到二院听胡适的课（自由选择），外请学者讲演均在二院，如鲁迅先生讲演就在此。
母亲曾回忆她的大学生活：“我记得第一天去沙滩上学，又兴奋又紧张。红楼从一楼到三楼都有教室，每层楼中间有教员休息室。教室的桌椅有分开的，也有在右手处有一扶手可写笔记的。必修课教室固定，选修课任选。同学中大多是男同学，女同学很少，年已由几人增至十几人。男女虽然同学，却不轻易交谈，互相不知姓名，因为注册室的人每堂课来点名是看椅子上有人即在点名册上画‘到’。
“那时在学校学习全凭自己自觉努力，老师都是高水平的，图书馆藏书也极为丰富，就是刚一入学，觉得学校太大，摸不清如何利用这好条件去学习。
“北大课外活动特别活跃，可以学习乐器，包括钢琴、提琴，可以学摄影，可以学唱歌，可以学昆曲，还有体育活动，同乡会、同学会等等。我参加过钢琴和昆曲的学习，还曾受清华大学昆曲老师溥侗先生的邀请去合演过《游园》。到了春天有旅游活动，到了冬天，校方在一院的大操场搭起人工溜冰场，下课后同学们成群结队去玩。
“年秋季入学，12月是三十周年校庆（现为‘五四’了），11月即有校庆筹备会来邀我表演节目。我很为难，因为我很少参加文艺活动，只在初一演过一次儿童剧《青鸟》，我扮演‘牛奶’一角，就一句台词：‘我觉得我要变味了。’这次我想拒绝，可他们再三动员，我只好勉强接受了，决定演一段单人舞，起名《倦鹤舞》。由我自己去找孔德学校教体育的女老师排练，这时离校庆只有两个星期了。记得演出在三院大礼堂。当时是隆冬腊月，生了几个大火炉也不管用，冷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本来就没有舞蹈基础，简直不知怎么上的场，也不知怎么下来的，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晃动，跳完后气喘吁吁，然而同学们非常捧场，掌声如雷，紧接着是我特邀女师大一位同学跳《燕子舞》，直到‘燕子’上台掌声才停。《燕子舞》跳完掌声稀稀落落。我感到对客人太不礼貌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过了几天小报上登了一篇评论，说‘《倦鹤舞》只会东窜西跳却掌声不停，《燕子舞》很有功底却掌声冷落，太不公平了’，我读了非但没有不高兴，反而很感谢这位记者说了实话，替我表达了抱歉的心情。
“六十年前我正好十八岁，当时女生很少，所以我显得很突出。记得上第二外语时课间休息，我从女生休息室回来，见我书桌上写着，‘万绿丛中一点红’，我一见很生气，也不知谁写的，就用纸擦掉了。第二次再上课时又见上面写着‘杏眼圆睁，柳眉倒竖’。我又擦了。不但有这种‘题词’，还常接到来信。我当时的心里就是见信很不高兴，觉得别人欺负我，很难受，可见了信还光想看，看完了就又哭。日子长了父亲发现我情绪不正常，我如实反映了情况。父亲说：‘他们写信给你，是对你有好感才写的，没有恶意，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不愿理他们，不看就是了，把信给我。’可我又不愿意不看，父亲就又说：‘那么要看就不要哭。’父亲对我体贴入微，我有什么想法都愿向他说。来信绝大多数是普通信格式，大意是要求通信做朋友，充满敬慕之词。有一个装订成本的给我印象很深，一共两本，一本给马先生，一本给马小姐，内容从不知我的名，‘珏’字怎么念说起，然后介绍自传，直至求婚。还有一个经常来信而不署名，发信地址又老变的，我也留下了印象。事隔多年，这些信一直留在我脑子里，我的看法可是大变了。我以前的看法是不对的，以致同学们普遍反映我骄傲自大不理人；还是我父亲的话对，可是我再没有机会向同学们说道歉的话了。”
图2父亲母亲结婚照
再说说我的父亲。
父亲杨观保，字季鹗，光绪三十一年（）生于苏州老家，幼年方随母进京与父团聚，这时大约已到民国初年，他七八岁的样子。祖父杨赓元，字良孚，是清末副贡，任户部（后改度支部）钱币司小京官（民国后任佥事）。祖父去世于年，我还没出生。祖母与父亲母子从苏州坐小火轮拖的航船到上海，换乘大海轮到天津，又改乘火车到北京，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大旅行，印象深刻，不可磨灭。父亲在哪儿上的小学，言谈中曾经提及，但我记忆不深了，是不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已无可考。但中学确是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上的，因为这时他与大舅马巽同学，此校即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前身，所以他们是师大附中校友。
父亲在附中毕业后即进北洋大学预科学习。北洋大学始建于年，原来由盛宣怀创办，叫中西学堂，年改称北洋大学堂（现天津大学前身）。父亲准备预科毕业后攻读土木建筑本科，但年一场学潮改变了他的命运。这场学潮目的是驱逐校长，校长是谁，为何被驱，未找到有关资料，但这位校长终于是被免职了。可上峰认为学生犯上似也不可助长此风，所以要求闹事学生写悔过书。年轻气盛的父亲拒绝做此事，愤而返京投考北京税务专门学校。
税专前身是清政府创办的税务学堂。这学校的创办可能是洋务运动的延伸，“师夷之长以制夷”应是办学之初衷。父亲回忆，此校所设财政、经济、法律以及国际贸易等课程均由英人以外语讲授。因为清政府战败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海关行政管理权全由洋人说了算，洋员地位极高，而华员地位极低，其理由是华员水平低，所以培养高水平的海关人才就成了一种可以更多地取得管理权的手段与途径。事实上，税专毕业生后来逐步成了海关华员的中坚力量。由于海关管理相对封闭，可以“独善其身”，奉行的高待遇、高保险政策成了一般人为谋求稳定、富足生活而进行追逐的目标，号称“金饭碗”，导致税专成为当时最难考的高校之一。爸爸脱颖而出考取税专，为他前半生的生活轨迹做了基本的确定。
年，父亲税专毕业即在天津海关就职。
年，母亲与父亲结婚。母亲婚后继续在北大求学，然而终于没有完成学业，就此成为家庭妇女。她不是没有机会或没有能力走向社会，但当时的职业女性，当“花瓶”的居多，实际能做事的只是少数，加上父亲收入不菲，自然不愿太太出去闯荡，于是将母亲雪藏家中十余年。
再说天津海关的情况。海关本应设于海口，但通商口岸因不平等条约而增辟，所以海关也不仅设在沿海，沿边、长江各口岸，以至内地，均有设置，如蒙自、安东（今丹东）、苏州、沈阳等。天津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港，所以海关规模甚为可观。父亲在天津海关供职二十年，至年方调上海海关总署任养老储金股主任。这时他的级别已达超级帮办、代理副税务司和副税务司。
父亲税专毕业进津海关，一年后任四级帮办。抗战胜利时曾任津海关接收敌伪码头仓库办事处主任。这个办事处是怎么回事呢？试道其始末，所述均从父亲处听来。
天津市为华北最大的通商口岸，既是北京的门户，又是经济、贸易和生产的中心。19世纪中叶以来此地租界林立，主要有英、日、法三国（德租界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成陈迹，俄意两租界发展有限）。因此，洋商所开的洋行、进出口公司及船行等不计其数。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日商所经营的各色各种株式会社和商店以及进口的货物充塞了天津的市面。
年日本投降后，根据南京政府命令，凡是敌、伪产业和物资一律没收充公。那时，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那些长期蹲在重庆的官僚、政客和奸商们都认为这是百年不遇的发财好机会，于是争先恐后地抢购飞机票飞向沿海各口岸来活动，头一任天津市市长张某，据说在重庆官场是有名的“标准小人”。此人一到天津，就命令手下爪牙把所有的敌伪的码头和仓库（一般船行的码头都建有卸货的仓库）贴上封条表示查封，然后打开后门，偷运物资，合伙分肥。老百姓们盛传“接收”大臣为“劫搜”大臣，如此可耻的勾当是家喻户晓的事实，所谓公开的秘密，不足为奇。
大概这混乱状态泛滥不久就被南京政府察觉，感到不妙，岂能让这样一大块肥肉落在他人口中。于是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就亲临北京要成立敌伪产业处理局，由南京自己派员掌握；处理局分设在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四大商埠。华北总部设在北京（原日本使馆），任孙越崎为局长，顾毓泉为副局长。年春，津海关（解放后称天津海关）接到上海海关总署转来南京财政部关务署指令，筹立津海关接收敌伪码头仓库办事处，协理处理局负责敌伪物资的保管事宜。宋子文是留美出身，据称洋派十足，了解海关的工作效率一直比较高。对照旧社会其他官僚衙门，海关的组织、制度和工作是比较正规化的。溯其原由，须涉及19世纪鸦片战争以来，以英帝国主义为首的列强为了使逊清腐败政府所订立的不平等条约赔款有所保障，由清政府聘请英国人赫德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统管全国各口岸海关的实际工作。赫德一方面做的是中国政府的官员而实质上是中国海关的统治者。中国政府名义上可以任免总税务司，但所任命的总税务司，其国籍必须是与中国贸易额最高的外国，而那时贸易额最高的国家就是英国。同时，中国政府却无权过问海关内部的一切工作。于是赫德制定了海关的组织，决定华洋内外勤人员的任用、待遇以及工作运行的种种规章制度。这些是仿照英国文官制度制定的，其总的原则是以待遇优厚和纪律严格为手段取得较高的工作效率。其后在我国铁路、邮电或其他新式机构中都有相似的内容。清政府原设的海关监督公署一向腐败无能，直至民国以后，虽有机关，名存实废，每月只从海关领取该署经费而已。上述历史背景可能就是宋子文找到海关来协助处理局的用意所在。南京政府为了要从这批贪官污吏手中夺取抗战胜利的果实，当然要寻找一个可靠的看守者。
津海关税务司卢斌委派父亲（当时海关级别为内勤一等一级帮办）担任津海关接收敌伪码头仓库办事处主任的职务。不久，卢斌调任上海海关总署人事处税务司，来津海关接任税务司的卢寿汶继续委派我父亲担任办事处主任。父亲曾随同卢寿汶去北京处理局总部开过两次会议，与处理局孙越崎局长议定了双方办事的手段，主要内容如下：
一、海关只负责码头仓库中所存物资的保管，一切处理权完全由处理局掌握。有关普通商人存放的非敌伪性质货物另有规定。二、海关方面进行是项协助工作的一切费用，包括海关正规职工的参加者、必须招收进来的临时内外勤雇员及每天现雇勤杂壮工等等的工资、待遇和其他有关开支，概由海关按月造册向处理局报销。三、处理局在天津市应设立驻津办事处以便随时就地负责与津海关方面联系以便工作的进行。父亲受命筹立接收码头仓库办事处，自感责任重大，并且所担任的职务并非海关内勤本身工作可比，毫无经验可以借鉴，经过考虑再三，向领导书面提出两则主要意见：
一、要有用人之权，办事处所需海关正规内勤人员及正规外勤主要负责人员必须由主任选用。其条件为，行为忠实可靠和工作能力胜任。二、主任办事应该有职有权，上级应避免越权干涉，在具体工作中如遇争议、困难或其他重大矛盾发生时，主任除将有关情况汇报税务司以法裁决外，在商讨时应发挥民主讨论的精神以利工作。主任在处理办事处内部工作中，亦须遵照同样精神。在整个敌伪物资处理过程中，情况复杂，争斗激烈，难以尽述，所幸处理局与津海关在是项工作中的合作情况是良好的，没有发生过任何矛盾。究其原因，一则在开始工作之前，双方业已召开两次会议，彼此了解较深，所订职权分明，避免误解，奠定了工作顺利的基础。二则处理局的工作人员技术人员较多，包括局长孙越崎在内。该局驻津办事处的组长、科长们，他们大都来自南京资源委员会，没有旧官僚习气，作风爽朗，实事求是，在工作中感到很好办事，彼此本着精诚合作的态度，省去许多繁文缛节，从而促进了双方的工作效率。
经过一年半的紧张工作，到年末，天津地区敌伪物资的处理工作基本结束。父亲因兢兢业业、廉洁奉公连升两级，调往上海海关总署。
这一段时间可算是父亲一生中的辉煌期，不仅学业、事业有成，家庭生活也很幸福、美满。年以后，就逐步走下坡路了，甚至沦为阶下囚。这不是他个人的过失，时也，势也，摊上某个时代，大势所趋，在劫难逃。这样的沦落并非一日之寒导致的三尺之冻，它是一步步来的。
由于父亲的待遇趋于普通，母亲参加工作的话题又提起，那时，北大的牌子还是起作用的。年，海关宿舍有位同楼邻居谢为楫，是冰心的弟弟，他的妻子刘纪华是燕京大学“金钥匙”获得者，在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会工作。她知道母亲，所以一经提起，即联系她的工作对象上海儿童图书馆，很快就安排上班，成为隶属上海文化局的职员，从而参加革命工作，总算使荒废的学识发挥了一点作用。以后又调往济南华东煤炭管理局行政处任文书，调往枣庄矿务局安全监察局任文书统计，于年退休，时年六十二岁。这是后话。
图3母亲在枣庄工作证照
再说父亲。先是被“留用”，从总署调到上海海关（江海关）任总务科供应股股长。接着是“三反”“五反”运动，不明就里的父亲无法踏准运动的节拍，惨遭淘汰正是理所当然。怎么踏不准节拍呢？“三反”运动工作组指定父亲负责的供应股要打两只“老虎”。“老虎”指贪污犯，供应股连父亲共七人，父亲说，这六人一只“老虎”也没有，要有，我早就抓了，还要等你们工作组吗？结果以“打虎不力”罪名停职反省。工作组打出了两只“老虎”，运动后期又落实没事了，不是“老虎”。当然父亲也没恢复职务，而被送去“革大”（人民革命大学）学习。
半年的苏州革大学习后，来自山东济南的华东煤炭管理局党委书记何以端率员去苏州革大“网罗人才”，轻而易举地让父亲踏上了后半生主要生活的地域——山东。父亲先是在管理局的行政科里干管房产的活儿。此时他的工资莫名其妙地削去了一半。再后来，支援枣庄矿务局，在机关食堂卖饭票，当了会计。年调枣庄矿务局中学任英语教员，兼图书馆管理员。
年，把父亲从华东革大挖来的何以端担任了煤炭科学研究院的党委书记，他还记着爸爸这个人才，电召他入京，但北京户口之难办，使何以端也无计可施，爸爸终因无力坚持而返回枣庄。
图4初至枣庄家庭合影。前排母亲父亲；后排兄杨膺善（左），时在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上学，我（右），时在济南三中读高中。
后来就摊上“文化大革命”了。其间，父亲遭受的种种磨难，不说也罢。在经历了免予刑事处分，开除公职，重得矿籍，父亲以一、二级工身份在更新厂（一个修旧利废的小厂）就业，后又病保在家。落实政策后，还返校任英语辅导（辅导水准不足的教员）并充任政协委员，终于光荣退休。这时已到了父亲的临终岁月了。父亲的一生就这样伴随着20世纪的大半时光走过去了，他的经历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这是命运，谁也犟不得的。
父亲母亲的爱情生活是最为亲友称道、最为儿女们心仪的。这确是长久以来形成的一种定型的看法，可以拿出许多事实来进行佐证的。我的印象中，至少有三次重大的生活转折，是父亲毅然决然地做出了抉择，影响抉择的因素中，母亲总是占有首要地位的。第一次是抗战烽火乍起时，父亲有机会到内地去，也确有一些他的同学、同事撇下家小到了重庆，后来以接收大员身份重返故地，爸爸做不到抛妻弃子，就在沦陷区苦守八年，但从未听他说过后悔。第二次是年，新旧政权更迭之时，可以走而未走，对国民党的彻底失望是一方面原因，不只身离开大陆是另一方面原因。第三次是奉何以端之召赴京搞翻译，本来没有户口也是可以坚持等待的，但母亲在枣庄颈淋巴结核复发，病中呼唤父亲回来，父亲义无反顾，自京返枣。这几件事可以看出父亲对母亲是情深意笃的。
图5在枣庄拍的准全家福。前排左起孔涛（姐杨康善之女）、母亲、父亲、杨文勃（我的长子），后排左起姐杨康善、兄杨膺善、我。
早年也有一些事情很说明问题。小时候在天津我见过一本装订整齐的本子。纸张是彩色的，印有花纹，似乎还散发幽香，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我刚一翻，就被母亲拿走了，说不许小孩看。这是父亲的情书集，珍藏起来的，母亲有时还翻弄。我还记得，有一次母亲发脾气，打开卧室窗户，把要吃的药一瓶一瓶地扔到了街上，父亲在旁一个劲儿地劝解，其他人都吓得不敢出声，连卧室门也不敢进。母亲的潜台词“我不治病了”，“我死给你看”，这是恃宠女人撒娇的通常方式，父亲全然包容。当然，这是自己成人以后方知晓的常识。没结婚前，父亲大学毕业在天津海关工作，每个星期都坐火车到北京见母亲，六年如一日，风雨无阻，这是传为佳话的，我听说过。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终于迎来了美满婚姻。小报报道，“北大‘校花’今日下嫁津关职员”，我见过这张剪报。南社诗人、北大教授黄节先生撰写对联曰：“好景良辰，冰盘同宴喜；交杯劝酒，玉立照新妆。”这勾画婚礼情景的对联毁于“文革”，但仍记在母亲笔记里，是美好回忆的记录。
图年，父亲与伤腿卧床的母亲。
父亲母亲的爱情与婚姻应该是无可挑剔的。但能说是始终不渝吗？我一直没想过这问题，因为一直没在这方面产生过怀疑。不过，大家都看到的事实是，晚年的二老争吵不断，可以说走到哪里吵到哪里。由于有几十年的深厚基础，大家只是以为这是老人心理变化，正常规律，不足为奇，因而没人去做深入的探究。二老从不向人敞开心扉，倾吐自己的苦闷，尤其是父亲，不仅口头，文字上也没留下任何记录。倒是母亲，在摘录的诗文里，在随手写下的感受里，透露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可惜，我见到这些信息已是母亲去世近十年了。看来，他们的感情在最后的岁月里还是出了一些问题的。“文革”中父亲独自扛着外界的巨大压力。有一次，深夜将父亲抓捕监禁，一整天连送饭的也没有。母亲毫无思想准备，吓昏了头，不知所措。我被隔离别居，事后才知此事。这些事情，都在父亲心里留下了伤痕。他说过一句伤心话：“《六月雪》里，窦娥的婆婆都知道给窦娥送饭。”这话记在母亲的笔记里，事后读来回味，尤为酸楚。
图7“文革”前父母合影。
“文化大革命”终于毁了父亲母亲一生营建起来的美丽爱情。父亲的痛苦始终藏在心里，只表现在和母亲的矛盾上及自我封闭的生活上。母亲不断向父亲解释以求缓解。我以为爱情是十分感性的东西，直觉主宰一切，没有道理可讲，什么时候爱情要进行理性分析来证明它存在，那肯定产生了问题。爱情是需要呵护的，再坚不可摧的爱情也经不起外在的无情折磨和内在的听之任之联合在一起的残害。“文革”给父亲带来的伤害是深入骨髓因而致命的，如果他在妻子和身边的儿子我这里得到应有的抚慰，这抚慰可能让他有更好的情绪的。可我这生活在父母身边的儿子对此的反应如此麻木漠然，难以宽恕。世上真没有后悔药卖。
图年父母合影。
父亲于年在枣庄去世，享年八十三岁。虽不为寿夭，但他可能更长寿些的。母亲六年后于北京去世。年枣庄《新视听》记者采访我，我仔细阅读了母亲零乱的笔记，发表了记叙母亲的长篇文章，其结尾写道：“年，马珏被大儿子、女儿接到北京。带着‘人生成永诀，来世再结缘’的梦想，八十四岁的马珏于年在北京病故，与杨观保合葬在‘让友人羡慕’的万安公墓，那里埋葬着许多名人学者，如李大钊、朱自清、曹禺、高岗、冯友兰……她来自这个群体，又回归那个世界。当年，他追了她六年。后来，她念了他六年。他用一生的宠爱兑现着男人的忠诚，她用一世的率性诠释着女人的爱情。两人又在一起了，在另一个世界……”
我立在母亲停灵的床前，感到自己忽然悟解了人生。一个曾经美丽永远美丽的女性，一个深得祝福又怀有理想的生命，一个云端女神、家庭主妇都来得的伟大的妈妈，一个我朝夕共处、甘苦与共而没能完全理解的人，走了，属于她的时间与空间过去了。这就是人生。我们每个人都这么走来，又这么走去，仅是占据的时间与空间不同，但都背负着自己的业绩，还有历史打上的烙印。这就是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