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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27日，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将要举办一场历时三个月的“四王吴恽”与“四僧”的书画特展“群星璀璨时”，届时将其馆藏的近40件清朝初期“清六家”和“四僧”，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恽寿平与石涛、八大山人、髡残、弘仁等十人的艺术精品——展现在书画艺术爱好者的面前。历史上，将十人作品被一位收藏家或机构收全的凤毛麟角，可见龙美术馆这次展览的实力与学术水准。
▍“四王吴恽”画风为何统帅了大清画坛近三百年？
“四王吴恽”之一的王时敏为江苏太仓人，其祖父王锡爵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大臣，在他的安排下，王时敏自小就得到了明末著名书画家董其昌的亲授。王时敏作为董其昌“传灯者”，深受清代主流画坛拥戴，被称为“画坛领袖”。王时敏绘画可上溯“元四家”，其实是改良过的元代文人绘画模式，引领了大清一代画风。
龙美术馆参展作品王时敏《春日山水图》
王鉴也是太仓人，为明代“后七子”之首王世贞曾孙，同样也与董其昌有所来往。在董其昌“南北宗论”充斥清代画坛的时代，王鉴没有一味追从这一偏激潮流，而是将“南北宗”画法融为一体。
王翚，字石谷，江苏常熟人，王鉴的学生，同时也得到王时敏的指导。由于在王时敏收藏中过眼了不少宋元绘画，以至于其画风具有“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王翚绘画能力在清初被誉为“能手”，曾应邀赴京主持《康熙南巡图》巨秩，受到清廷嘉奖“山水清晖”，由此被誉为“清代画圣”。
龙美术馆参展作品王翚《江山平远图》
王原祁为王时敏的嫡孙，幼时深受王时敏书画上的指导和影响。中年入值南书房随扈康熙皇帝左右。曾参与主持编撰《佩文斋书画谱》，主持绘制《万寿庆典图》。康熙皇帝经常观赏王原祁作画过程，曾有“圣祖凭几而观，不觉移晷”的记载。王原祁也是中国绘画理论著作首位编撰者，《雨窗漫笔》诠释的画理博大精深，其绘画具有“笔端金刚杵”的美誉。
龙美术馆参展作品王原祁《仿古山水册（八开）》
吴历，常熟人，早年曾跟王鉴学画，也做过王时敏的学生。由于加入天主教会赴澳门受洗，在澳门教堂中观赏大量西方宗教绘画。这些西方绘画都具有“焦点透视法”元素，因此吴历也是接受西方焦点透视法第一人。
龙美术馆参展作品吴历《古木竹石图》
恽寿平为江苏武进人，他与王翚友情很深，一起游历山水，切磋画艺。恽寿平不肯主动拜师王时敏、王鉴，看到王翚师从二王之后画艺突飞猛进，才有了改山水入花鸟的“耻为天下第二手”行为。
龙美术馆参展作品恽寿平《花卉册（八开）》
“四王吴恽”山水画的艺术特点就是摹古。
他们执着于深究传统画法，步履古人，临仿古画。他们在摹古中总结前人笔墨方面的经验心得，在绘画历史遗产的整理和研究上卓有贡献。“四王吴恽”的书画自他们在世时就已经走红，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均以拥有“四王吴恽”作品为荣。“四王吴恽”成为了整个清代绘画史上的“正统派”。后来愈演愈烈，晚清时他们被捧上了天，市场价格甚至超过了宋元书画。
清初时，满族统治者为了拉拢汉人和士大夫阶层，着力推崇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因而十分看重“四王吴恽”的复古风格。而“四王吴恽”之间的师生与亲情关系，互相给予提携和“推广营销”。他们常采用的方法就是在对方的作品上题跋，然后结集为书，广为传播。王时敏对王翚、王鉴等人的赞扬，简直到了肉麻的程度。他说王翚的画“萃众美于笔下者，五百年来从未见之，惟我石谷一人而已。”
王翚和恽寿平互为“帮手”，“王画恽题”，即王翚绘画，恽寿平题跋，作品价值因此倍增。王翚晚年还采用加大作品尺幅等手法，以增加作品的价格。“四王吴恽”还充分利用广收门徒的方式推广。他们每一位都拥有不少弟子，尤以王原祁和王翚最多。一些门徒还做了高官，受到皇帝赏识。每招收一位弟子，就多了一位艺术的拥趸者和老师利益的维护者。王原祁的高徒唐岱、王昱，分别著述了《绘事发微》和《东庄论画》，两本书成为清代著名的书画理论著作，其宣传意义自然非同一般。
直到民国期间的“新文化运动”，“四王吴恽”的书画风格才受到抨击。他们被指责一味的崇古仿古，缺乏反映真实自然的现实感受，构图无新意，题材乏善可陈，影响到后世追随者缺乏创新精神，创作出很多消极无趣、、无病呻吟的作品。
▍清初“四僧”的由来与画风
所谓“四僧”是指活动于明末清初的四位画僧。因为其明朝遗民身份，明亡后，他们纷纷遁入空门。“四僧”追求自我意识的表达，崇尚于自然山水，笔法强调情感抒发、个性表达而不拘于正统。“四僧”对后代画坛乃至近现代诸多书画家产生了大而深远的影响。
龙美术馆参展作品石涛《花卉册（十开）》
石涛，原名朱若极，明朝宗室靖江王后裔，广西桂林人，在湘山寺削发为僧后改名石涛。他一生浪迹天涯，云游四方。石涛擅长山水，常体察自然景物，构图善于变化，笔墨恣肆，意境苍莽新奇，一反当时仿古之风。石涛在“四僧”绘画中最具多面能力，敢于大胆创新，形成“我自用我法”独特的画风。
龙美术馆参展作品八大山人《乌鸦图四条屏》
八大山人，姓朱名耷，江西南昌人，明朝宗室宁王朱权后代。明灭亡后，心情悲愤，剃发为僧。八大山人的山水和花鸟画都具有强烈的个性化风格与高度的艺术成就，尤其是其简笔写意花鸟画，常有出人意料的结构造型。八大山人绘画以愤世的题材与画风，才有独特“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的荒寒画面。
龙美术馆参展作品髡残《为周亮工作山水》
髡残，湖广武陵人，本姓刘，出家为僧后名髡残。一生好游名山大川，擅画山水，喜用干笔皴擦，淡墨渲染。其“粗服乱头”的艺术风格，以及“破笔皴”法直接影响了近代画家黄宾虹和傅抱石。
弘仁，原名江韬。他在清初受到迫害，走进山林出家。其画作淡色、疏简，山水画风静谧而深邃,给人清雅、绝尘、超然世外的感觉。他一生师学倪瓒画风，书法改良成与当时迥异，“敢言天地是吾师”，被誉为倪瓒之后“一人而已”。
石涛、髡残、弘仁的作品都是以山水题材为主，八大山人则多为花鸟作品。“四僧”的作品虽非当时画坛“正宗”，但以其激情洋溢，深情凝蓄、个性鲜明的艺术，开创了时代的新风，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扬州画派”的兴起，在民间影响极大。从当今美术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绘画，从艺术价值到审美价值，都胜过“四王吴恽”。
“四僧”在世期间，石涛、八大山人已颇有一定名声。当时石涛、八大的画作价格比髡残、弘仁的画价要贵。那时的一些官员、盐商、入清不仕的明末遗民对“四僧”的画作十分追捧。江西巡抚胡亦堂收藏了八大的作品，清朝皇室博尔都也买了石涛的绘画。但“四僧”这一称呼出现较晚。甲午战争以后，居住在中国的日侨发现石涛、八大山人的作品很好，但又觉得“二僧”的说法似乎不完整，于是从周亮工的《读画录》里找到髡残和弘仁而组成了“四僧”。
▍“四王吴恽”与“四僧”的市场价格比较
笔者查到清初到清末期间“四王吴恽”与“四僧”书画作品的一些交易价格，可以与宋元明各朝书画作品的当时价格进行比较。
在清康熙年间，宋代李成的山水画能卖到两银元，宋李公麟的手卷卖两，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值两，明沈周的书画册页卖到两，而“四僧”中石涛的册页才卖4块银元。
乾隆后期到嘉庆道光年间，李公麟的画卖1两，黄公望作品值两，元代王蒙的山水册卖两，明仇英作品两；而此时王时敏的山水册页已能卖到两，王翚的册页卖50两，王原祁作品值30两；石涛的作品仍然只值4块大洋。
到了光绪年间，黄公望书画价值两，元赵孟作品两，元倪瓒的画两，沈周两；此时王时敏的书画已卖到两，王翚的山水册卖两，王原祁的手卷卖出两，恽寿平的册页两。显然，此时“四王吴恽”作品已赶上了宋元书画的价格。而石涛的画当时还只卖到15两，八大山人一幅画才13两。
一直到民国初年，“四王吴恽”作品仍占据着很高价位。年时，一件王翚的长卷甚至有人肯花0两银子买进。
然而进入民国后，康有为和陈独秀不约而同发出了对“四王”的猛烈抨击。康有为认为“四王”作品是“糟粕、枯笔如草，味同嚼蜡”。陈独秀崇尚西学，主张革中国旧文化传统的命：“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谭叫天的京调、王石谷的山水，是北京城里人的两大迷信。”康、陈两人从个性到政治主张都相去甚远，而却如此默契地同时向“四王”宣战，只能说明“四王”对中国画学的负面影响已经到了物极必反的程度了。
新中国诞生之后，艺术倡导革命的现实主义，书画界从阶级观点出发大肆批判传统画派，将“四王”视为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在古代书画中的代表。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中西文化交流中，随着内地艺术市场的蓬勃发展，艺术界和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和评估“四王吴恽”和“四僧”书画的艺术价值，艺术市场也逐渐重视包括“四王吴恽”、“四僧”在内的古代书画艺术品。这从下面列出的全球艺术市场“四王吴恽”和“四僧”书画作品拍卖最高纪录中可以一见端倪。
王时敏作品的市场最高价格为中贸圣佳于年以1.21亿元拍卖成交的《仿各家山水册页（十开）》；
龙美术馆参展作品王时敏《仿各家山水册页（十开）》
王鉴的《仿古山水册（十开）》，年由北京匡时拍出了万元；
龙美术馆参展作品王鉴《仿古山水册（十开）》
王翚作品的最高纪录是中国嘉德于年1.27亿元拍出的《唐人诗意图》手卷；
王原祁《秋林远黛图》立轴，年由北京永乐创下的万元的纪录；
吴历《夏山图》立轴，于年由北京翰海以万元拍卖成交；
恽寿平的《仿古山水册（十开）》，由北京保利于年以万元拍出；
年，北京荣宝将石涛的作品《山麓听泉图》立轴以1.21亿元拍出；
西泠拍卖年，将八大山人《竹石鸳鸯》立轴拍到了1.19亿元；
髡残的作品《在山画山图》立轴，于年由北京保利以万元创下最高价；
香港蘇富比于年，将弘仁的《书画合璧册（十九开）》拍到了1.28亿港元。
龙美术馆参展作品弘仁《书画合璧册（十九开）》
由上述“四王吴恽”与“四僧”的书画作品最高成交价格可见：十件作品中有三件出现在本次龙美术馆“群星璀璨时”书画特展的展品中，可见这次龙馆“四王吴恽”和“四僧”画展的实力；过亿元价格的作品来自于王时敏、王翚、石涛、八大山人和弘仁五人，与这几人在美术史上被公认的地位相当，只是王原祁的作品纪录没有过亿元是一大遗憾；“四僧”中有三人的价格过亿元，而“四王吴恽”中只有两人作品过亿，“四僧”作品价格赶上甚至超越了“四王吴恽”。显然，相比起一百多年前，“四僧”的市场价格增加十分迅速，说明了古书画收藏家十分看重美术史对清初书画家们的价值重估。
此外，上述十个拍卖最高价格中，只有一个纪录是在香港蘇富比成交的，其余都是由内地拍卖行拍出。而这内地九项纪录中的八项是在北京拍卖的，从而说明古代书画交易的话语权仍旧在内地艺术市场手中，且在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