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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28日，由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近代中国的科举制度与考试文化”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召开。来自中国社科院、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等科研院所的40余位学者与会。受疫情影响，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共分八场进行，日程紧凑，内容丰富。学者就科举考试内容、学额、生员入学年龄等问题做了热烈探讨。
线下参会学者合影第一场由马忠文（中国社科院）主持，曹南屏（复旦大学）、马忠文评论。李开军（山东大学）的报告题为《江标〈为电〉论》。《为电》一文是江标光绪戊子（）江南乡试获隽时的第二场五经文首艺，题目来自《周易》“说卦”“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胄为戈兵”一句。李开军认为，《为电》是一篇形式上脱逸开八股体式之束缚，以富于文学意味的表现方式（骈俪、韵语、拟托等）写成的传播现代电学知识的论说文，其形式上的非八股品质、文学性和取信西学的倾向都比较鲜明。如果把这篇文章置于江标个人历史中来观察，《为电》等的写作是他后来任湖南学政时（-）施教的预演。
杨齐福（浙江工商大学）的报告题为《战时科举：咸丰九年江苏安徽乡试借闱浙江举行》。太平军攻占南京后，江苏、安徽咸丰五年的乙卯乡试和咸丰八年戊午乡试被迫延期。咸丰九年清廷举办己未恩科乡试，江苏、安徽乡试借闱浙江贡院举行，社会各界对此反响强烈。这次乡试与历届乡试相比既有诸多共同点，譬如主考官由皇帝钦派、考试内容为四书五经、各种弊端层出不穷；又有一些差异性，诸如考试地点、考官选派、考生选拔、选送人数。杨齐福认为，这次乡试的举行对当时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既振奋江南士子的人心，也留下时局动荡的隐患，还实施了科举自救之路。
蒋宝麟（上海社科院）介绍了其新著《清末学堂与近代中国教育财政的起源》的写作缘起和整体思路，具体从经费、财政的角度，阐述了科举与学堂的制度联结。
第二场由李开军主持，蒋宝麟、李开军评论。
梁志平（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的报告题为《清代科举的社会流动性：基于学额的研究》。通过分析清代的学额制度，指出科举制度的设计的确给了平民一个改变命运的上升通道，但高昂的求学和应试成本，是诸多平民家庭无法逾越的障碍，虽然清代各地都有资助科举的宾兴组织，但很难满足所有考生的需求。同时，近乎百里挑一的学额录取率，进一步降低平民家庭走科举道路的决心。清代科举社会流动性最主要还是地主官僚等有经济实力和文化传承的家庭和家族，在清代，祖上三代之上一穷二白的“穷秀才”绝对是少之又少。
郭文安（广州大学）的报告题为《道光前期广东新进生员及其中举年龄（-）》。他以学政翁心存《粤东校士录》为基础，结合其他史料，指出清道光六年（）至道光八年，广东新进生员人，其中有人先后在广东乡试折桂，进学与中举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8.9岁（实年）、35.3岁（实年）。值得注意的是，统计生员考取举人的平均所需时间是以结果为导向，即计算士子在不同层级科考成功的平均递进时间，应该以中式考生而非全体考生为统计对象。这人由生员成为举人的平均时间为12年。此外，清代士子报考科举时普遍减岁。具体而言，无论童试抑或乡试，清中期广东士子的官年比实年大致都会少2岁。
叶鹏（复旦大学）的报告题为《清代生员入学年龄新探——读翁心存辑生员名册两种》。他根据翁心存道光六年前后督学广东所辑《粤东校士录》及道光十二年前后督学江西所辑《西江校士录》，提取名文生员、名武生员的入学年龄数据，统计得出文生员平均入学年龄为26.14岁，武生员平均进学年龄为21.8岁，加之官年现象的影响，实际入学年龄应当是文生员在27-28岁之间，武生员在22-23岁之间。前人研究样本数量较少，样本中具有高级功名者比重过高，因而导致了估算结果偏小。
第三场由戴海斌（复旦大学）主持，郭书愚（四川大学）、戴海斌评论。
李林（华东师范大学）的报告题为《“抡才大典”之另面——清代武科弊情及武科革废考论》。武科选士，清代亦称“抡才大典”。李林首先考述清代武场之防弊措施、作弊手段及惩处法则；次则结合官方档案及民间舆情，并证以实例，揭示部分武科士子之弊端与其为患；再则梳理清季革废武科之论争与历程，藉以管见其时政局变迁之一斑；最后略述武科废除之善后举措及社会反应，略及晚清军事近代化及旧式武科转型诸问题。
徐世博（暨南大学）的报告题为《清代贡院号舍添建活动考论》。他梳理了清代各地贡院号舍的数量变化和添建活动的概况，分析与之相关的学额、举额、录科定额、工程资金筹措方式等因素的特点及其演变过程，讨论清代不同时期中央和地方管控乡试规模的态度与能力问题，并力图以此为线索，在西学东渐的横向视角之外，为理解清末乃至清代科举制度的兴衰提供一个纵向视角。乾隆时期各地贡院停建号舍，嘉道以来添建号舍活动的复苏和常态化，以及这类活动在清末迎来新高潮的这一连串变化，或可被视为清代科举制度经乾隆改革后重振，再逐步走向衰落的一条隐线。
裘陈江（华东师范大学）的报告题为《“为往圣继绝学”：孔教会的教育事业》。孔教会前期的孔教学校多为各地支部自发发起的附属机构，除了澳门孔教学校，其余后来多湮没无声。澳门孔教学校虽然也提倡儒学教育，但其规制和目的主要在于收拾华侨子弟，在殖民统治下维持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学生的基础教育，同时偏于一隅，因此在孔教会整个宗教宣传中并不重要。而孔教会总部和首脑在民国初年忙于国教运动，无暇专心于会务和机构的建设，导致在国教运动失败后，被迫转而进行最基础的“孔教”教育和宣传，孔教大学及其附属学校的创办成为其重要任务和宣传窗口之一。但是孔教大学等的创办，与孔教总会堂的建设关联，在陈焕章等人的初衷是要将二者合并进行，互为支撑，并以此来吸引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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