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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公安部成立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年，部署全国打拐专项行动。至年，全国共抓获犯罪嫌疑人超过5万名，解救被拐妇女儿童超过10万名。
湖北人孙海洋的孩子孙卓年在深圳遭到拐卖，多年来他组织被拐家长全国寻子，多次为公安提供有效打拐信息。打拐题材的电影《亲爱的》也有部分故事取材于他。
孙海洋的故事，是众多被拐受害家庭的典型：为了生活过得更好，他们离开农村，却在城市里遭遇悲剧。尽管如此，他仍决定留在城市，希望重建生活。
永失我爱
那年冬天，年1月，孙悦十岁，一个人坐上湖北监利县的大巴。车过长江大桥，窗外的灯光照醒了她。她惊讶地看着发亮的江水。
一天一夜，车到深圳，孙海洋接站。到现在她还记得当时的感觉，似乎是发生了很大的事情，爸爸的脸很憔悴。走在深圳的路上，拐进一条巷子，站在那堵墨绿色的门前，孙悦心里有一个想法：这就是我家了。她一个人在监利读小学，寄宿，一直想来深圳，现在终于来了。妈妈彭四英已经铺了床，躺下她就睡着了。
醒来，墙上贴着报纸，看到了孙卓的名字，她才想起来昨晚没见到弟弟。报纸上说孙卓被拐卖了。她不明白拐卖是什么，她理解成一种临时事件。她想弟弟很快会回来。
家里跟她想象得不一样，家里总是争吵，爸爸和妈妈吵，妈妈和奶奶吵，吵完了妈妈哭，爸爸不说话。有次刚端上饭菜，奶奶苏兆安伸手掀了桌子。
一天夜里，彭四英哭着拿头撞墙。孙海洋看着她不说话。他们争吵到最后常常这样。彭四英跪到地上，额头往地板敲。
孙悦听见瓷砖地板咚咚直响。孙海洋拉彭四英坐起来，她的额头流血了。
我想死，彭四英说。
是我的错，孙海洋说。
彭四英起身走进厨房，拿起菜刀。孙海洋冲过去，按住她的手，把菜刀夺下来，甩到门外。
我想死，彭四英说。
孙海洋藏了菜刀，一天没敢出门。坐在家里，下白石四坊28号，一楼，他看着门外的巷子。他们吵了半年，争论到底错在哪里，有时他们认为错在对方，有时认为错在自己。他一遍遍地回忆孙卓丢的那天。当时彭四英要去剁生姜，让他看着孙卓。他答应了，半躺在沙发上。他是凌晨两点起来揉面的，那天——年10月9日——是包子店开业第二天，他卖了两千多个包子，一整天没合眼。
是在天刚刚黑下来的时候孙卓出门的。我去玩一会儿，他说。
都这么晚了，孙海洋闭着眼回答。他记得自己好像伸手拦了一下。
出门后孙卓在巷子口遇到了那个男人。后来在监控录像里，那人将手掌那么大的玩具车摆上井盖，又拿出几颗李子。
录像里孙卓伸出手，被那人牵走了。
彭四英骂孙海洋睡觉。孙海洋后悔睡觉，但他也问她：那你呢？
彭四英当时坐在店里切生姜，她背对门外，包子店离井盖只有三米，或者四米。孙海洋等了几个月接下那家门面，隔着巷子口就是沙河幼儿园。他把孙卓送进去，才去了两天。
是你要来深圳，彭四英说。她认为是丈夫把儿子带进了陷阱。
如果错了，孙海洋问妻子也问自己，是从哪里开始错了？
肯定不是年。那是在武汉人和路，孙海洋20岁，刚学会蒸包子，彭四英18岁，在隔壁小吃店当服务员。孙海洋包子卖得快，钱卷起来塞腰带，晚上摘下，一数数很久。他蒸一碗菜吃一天，不爱花钱，只琢磨赚钱，他只读完小学却自信能做生意，就是亏了也不动声色。年包子好卖，年底他攒了两万，年春天开服装店三个月全赔了。彭四英认准了他的勤快，年他们结婚，离开武汉，他说去哪儿她就去哪儿，四川、重庆、湖南，先有了女儿孙悦，几年后，又有了儿子孙卓。年，结婚第十年，他们到了深圳。在深圳，现在，她给他下跪磕头。现在她说她想死。
孙卓是她生的，是的，孙海洋想，她是妈妈，她是应该更痛苦。
吵架下跪那天之后，彭四英写了一封长信给孙海洋，从他们认识那年写起，写了十几页A4纸。孙悦也看了那封信，偷偷放回去。寒假过去，她没回湖北，进了白石洲的小学。
你遇到那些真正可怕的事情，你会希望它没发生，你会去想最好的那种情况。第一天，孙海洋想孙卓是贪玩躲了起来，他想小孩都喜欢捉迷藏。他把眼睛看向白石洲的角落：墙角，树桩，垃圾箱，刚摇下的车窗，挂满衣服的阳台，烈日下朦胧的楼顶。他才知道白石洲原来有这么多角落。走在巷子里，脚踩在井盖上他也会想，孙卓会不会就在下面。
沙河派出所，民警说24小时才能立案，孙海洋跪下了，跪下没用，他又爬起来。他拉着彭四英回到路上。遇见小孩他们就冲上去，路人往后躲。我小孩子不见了，她哭着向人解释。她拉住那些愿意停下来看他们的人，人一多她就跪下。第一夜他们喊，喊到天亮走回家，巷子口左手是包子店，右手是幼儿园。
孙海洋装了十万块现金，守在派出所。他们想只要找到所长的车就把钱扔进去。他们没找到。他又拉住民警的手，叫他们同志、大哥，也叫师傅、兄弟，有时干脆还是跪下。民警说没有线索。孙海洋找来路口超市的监控，录像里看不清人脸，民警说要是能知道人贩子是谁就好了。就是听到这句他才憋不住大骂他们的。
「下白石新村」五个红字漆在路口的石头上，夜里他就坐在那里。他看着每个路口，思索那个人带着孙卓会往哪儿走，走哪个方向会打车，走哪个方向会坐地铁，接着会去哪里。他拿着中国地图，中国原来有那么多地方，他从来都没觉得中国那么大。
有时他也起身跑起来，跑到路口不停，靠本能拐弯，继续跑，好像那样他就能知道更多，好像跑起来就能得到正确的方向。有一天夜里他跑了很长一段路，起初喘不开气后来忘了喘不开气，想停下来又连停的力气也没有，他记得他是摔倒了才停下，坐在地上，他往四周看，他不知道那是哪里，他就记得到处都是树，一个人都没有。他往那些茂密的树叶里看了很久。
他见了福田一个算命先生，回来照做：他将一只鸡煮到半熟，对准监控录像，朝东下跪磕头，两手捧着那只鸡，绕白石洲走了七圈。他一边走一边喊孙卓。七圈走完回来继续下跪磕头。路人跟着他，他们觉得这个人疯了。他也觉得荒唐，但人家说了他就试。万一是真的呢？楼上小孩哭喊，他总怀疑是孙卓，走上楼，耳朵贴在门上，一直听到哭完。算命先生是说孙卓七天以内回来，他就七天没关门，夜里也亮着灯，他就坐在门口等。
包子店招牌换上了新的：悬赏二十万寻儿子。路人围住了门口，电视台和报纸的人也来了，开始是深圳的，接着是广东的，北京的，后来国外的记者也来了。他想他的希望增加了。他对着他们一遍遍说自己的孩子丢了。
最多的时候他一天印一万张寻人启事，一家人背包出门贴，白天城管不准，他夜里出门，在深圳的路上走，一路贴到天亮。他也把它们寄到北京和上海。有时是寄给老乡和朋友，有时是随便写一个地址寄过去。拆开包裹的人就算把它们扔在风里也有人捡到，他想。寄完了他觉得荒唐，但他还是寄。
深圳能贴的地方都贴。有天晚上他被追了好久，一路跑，最后是在一个桥洞下被那四个拿棍子的保安围住了。
我小孩丢了，他说。他们不管。他们让他把寻人启事撕了。作为惩罚，他们让他把墙上别的东西也撕了。
他一张一张撕起来，撕自己的也撕别人的。
撕完了，他对他们说，如果看到我儿子，打这个电话，谢谢你们。
，这个号码他一直没换。不过，为什么那么多人说谎？第一个打来电话的人就是骗子，那人对孙卓的事情说不清楚，只说钱。
他数过，最多的那天他接到了四十多个电话，他们说了很多地址，龙华、福田、东莞、厦门、北京、香港，哪里都有。他们说孩子就在那里。他跟他们打交道多了，后来一听语气就知道是骗子。有人用电脑合成了孙卓的假照片传给他。也有人绷不住，干脆承认自己就是骗子，说自己只是想骗点钱。他还是跟他们说好话。他说既然你看到寻人启事了，请帮我留意一下，谢谢你。有骗子在电话里道歉，他们说你这么可怜我不该骗你。他不生气，他希望继续有电话打来，骗子也行。
要是连骗子都不来，他想，那就真没希望了。
有人仅仅是因为无聊，比如上白石村那三个年轻人，他们都没想到孙海洋真来。那天很晚了，他走上去，把几瓶绿茶递给他们。他一看他们就知道不对，但还是说：如果孩子在你们手上的话，钱一定有。他坐下了，他们也坐下。他们支支吾吾半天，最后烦了，说我们是随便拨了电话，你走吧。
还有一次是宝安北路92号门口，那个地址他记得清楚。他从电话里就听出来又是骗子。他报了警，两个便衣警察一进去就按住了那个人，搜出一把小臂那么长的刀。那个人姓熊，22岁，他承认那晚准备抢劫。戴手铐时他耷拉着脑袋。那人后来判了两年，孙海洋又有点懊恼，他想年轻人不过是想搞点钱，为什么要结仇？
有一个骗子最像真的，那人声音特别愤怒：你把我的照片贴得满大街都是，你要全撕掉，二十万不够，我要三十万，你不能报警。
他太有底气了，孙海洋觉得一定是他。行，他说，钱也行，撕也行。
孙卓别哭，那人又说。电话里是小孩哭声。
孙海洋紧张地问，孙卓手背有个刀疤，左手还是右手？
现在他忘了那人回答了哪只手。但孙卓手上是没有疤的。那人继续吼，但他不想听了。他挂了电话出门走。那个晚上他也记得清楚，走过包子店，走出白石洲，他一直走。每次看一眼时间都只是过去了五分钟。时间太慢了，你一直走你也走不到天亮。他看着路上那些年轻人，他们也来了深圳，可为什么他们显得那么无所事事？他看着那些路人的脸，那天他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骗子。
他又走了一夜，回到白石洲，推门的时候他希望自己悄无声息，希望她们没听见。他知道她们听见了，他不想两手空空回来。
那些官员的脸，他想着他们，有的真，有的假，有的他看不出真假。他记得最近的那个人，在公安局，年轻人脸上很真。年轻人说，你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孙海洋说不知道，我要回去了。那人说我是刑警学院出来的。孙海洋还是要回去。那人拉住他，说我要把案子破了。
破了再说，孙海洋说，破了我给你磕头。
那人又要送孙海洋回家。送到楼下，他要上去。我要知道你是住的哪个房，我下次直接带着孩子来，他说。行，孙海洋笑了，上去，上去。
我见过多大的官你知道吗？孙海洋想。他记得他们每一张脸。一开始他找普通的民警，从不出警等到出警；他去找派出所长，他终于见到了领导；他找到分局局长，后来是公安厅长。他记得有一个人拿着喇叭发话孙卓一定能找到。更大的官孙海洋也见过，他去过北京，公安部的打拐会议，他的身份是家长代表，领导握着他的手。
也是在年，孙卓丢失那年，公安部成立了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简称「打拐办」），第二年，全国开展打拐专项行动，要求一线公安机关对群众报告儿童失踪、被拐卖的，必须立即立案。第一任打拐办主任陈士渠留意到孙卓的案子，列为重点。
贴了半年寻人启事，孙海洋找孩子的方式也变了，他每天盯着公安的打拐信息，也把其他被拐孩子的家长聚在一起，也在网上发消息寻亲、宣传打拐。他外出背着书包，书包里有一本花名册，被拐的孩子有三千多个。有深圳本地的，也有外地赶来的，那些家长找到孙海洋，请他想办法。他自己还没找到孩子，却成了他们要去依靠的人。他知道他们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他。
深圳的家长十几个，去饭馆要把桌子拼起来坐。他了解他们，他们需要那种感觉，人跟人围成了一圈就好像多了一点什么，说它是温暖也行，团结也行，他们看着其他人的脸就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我们是同类，孙海洋对他们说，同病相怜。他们租了大巴车去往外地，一起拉着横幅走在街道上，他们印T恤，把丢失的孩子印在胸前。从早晨到傍晚，他们走在不同的城市。湛江的陈升宽两腿残疾，儿子陈兆沅年丢失，他手脚并用在街上爬，一爬也是一天。
还有谢越，他们是在树下认识的。他记得那天，远远地他看见有人在贴寻人启事，走过去，他看见贴的是孙卓。风给你刮掉了，那人说，我儿子谢浩男也丢了，我快放弃了，帮你贴。他记得谢越被人骗了很多钱，最多那次五万，那次他跟着去了。电话里的人说谢浩男在东莞，谢越带钱到了东莞，对方要他把钱扔进垃圾筒，谢越就躲着警察也躲着孙海洋。钱扔进去了，孩子没有。
谢越蹲在路边哭，孙海洋就拍他肩膀。只有他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没人可信的时候，你就会去信那些不该信的人。
如果孩子一直找不到怎么办？如果孩子被致残乞讨怎么办？如果孩子被害死了怎么办？其他人总是这么问孙海洋。这是他们最怕的事情。
孙海洋已经不怕了。他有一套自己的回答。他告诉他们每个孩子都不会有事，孩子就是被人贩子从这里带走，卖到了那里，不会受伤，有吃有穿，买孩子的家庭自然爱孩子，孩子不会乞讨，不会有别的情况。他对每个人都说孩子一定能找到，他自己能，他们也能。他告诉他们世界上好人多。
有时他也问自己，是不是自己在给自己「洗脑」，也在给他们「洗脑」。这世界上好人多还是坏人多？
他现在愿意相信是好人多。他接到那些哭着安慰他的电话。加油，他们说。还有人打电话来一直哭，不说话，他不知道，还以为他们跟他一样，他安慰他们不要哭，孩子找得到。但电话那边的人说，自己是刚生了孩子，看到他的事情心里难受。要是我的孩子也丢了该怎么办？他们哭着说。
有些人真撑不下去了。他记得那个名字，杨江，年10月，在没找到孩子的回程火车上心灰意冷，跳出了厕所的窗户。他也记得贵州都匀的张雪霞和宋怀南，儿子宋彦智年丢失，宋怀南年春节跳楼，到年，宋彦智在广州找到，父亲已经离世十年。
国内到底有多少孩子被拐，又有多少找了回来，他不知道数字。他自己统计的三千多个只找到了十几个。比如彭高峰。第一次见面，彭高峰就给他跪下了。他们是湖北老乡，此后一起找孩子，成了朋友。年春节，彭高峰的孩子彭文乐在江苏找到。公安和彭家去江苏带回孩子，孙海洋去接。他真的很高兴，他把母亲苏兆安也带上了。
到了天河机场他才知道不该去。彭高峰抱着儿子，一群记者围住他们。他躲在一边。记者也把摄像机对准他，问他现在怎么想。他知道他们想让他哭。他也想哭，但他越想哭越哭不出。他记得是辽宁的一个记者问了那句话。他记得她的名字。
她问，你是不是希望孩子是孙卓？
他哭得全身抖，他在凳子上哭得坐不稳了。怎么不是孙卓，他想，我走了那么多路。
他去那些从没去过的省份，最不想去湖北。他有很多次路过老家，一次也没回。就是春节也不回。那里的人一见他就问。你能怎么回答，你的孩子丢了，是，你在找，是，你还没找到。后来不问了他们又说再生一个，别找了。他知道他们真是好心，但他听了心里冒火，他胸口起伏，得使劲吸气他才能把火压下去。他后来也不想跟那些亲戚说话了。
如果理解你的人不多，你就会越来越不想说话。你会宁愿一个人在街上走一天，哪怕那是你从来没去过的地方。
宁夏，小神童幼儿园，他记得那个地址，至今最像孙卓的那个孩子就在那里。他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孩子，然后他就知道他来错了。那孩子看着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去宁夏那次他就记得那孩子陌生的眼神了。他都忘了他在宁夏是怎么坐车回来的。如果不是车票一直留着他就怀疑那是梦。他看着那一堆车票，那个叫孙海洋的人先坐火车到了郑州，又坐大巴到了咸阳，最后才到了宁夏。
不是每个人都像他这样一直留在深圳，名单上，打不通的电话越来越多。他知道他们为什么走。他们从外地来广东，做生意，打工，孩子出事了生意做不好，没法上班，最后只有回去。在深圳跟孙卓同年丢失的孩子是八十多个，电话能打通的现在还剩不到二十。
年3月一个下午，孙海洋接到莫善敏电话。莫动了癌症手术，要见他一面。莫的儿子莫金昌年被偷走，第二年在网上发现信息，找了回来。
莫善敏与儿子莫金昌(年被拐，年寻回)
在径贝新村，孙海洋拎了两袋香蕉，进了莫善敏的出租房。墙上贴着满满的奖状，屋里有二十多个平米，摆了三个架子床，每个都是上中下三层，一家七口住一起。莫善敏年来了深圳，杀鸡，住在铁棚里，跟妻子林国静生了五个孩子。失而复得的莫金昌读到了四年级，墙上也有他的奖状。
他们说起年从白石洲赶到宝安来的那一晚。那天孙海洋吃惊地见到莫善敏周围的一群家长。每家都丢了孩子。他们的情况他脱口而出，比如胡俊丢得最早，年3月，丢时4岁；吴灵妹丢时2岁；程明最小，丢时1岁半，父母是他湖北老乡，咸宁人；黄桦的女儿已经六岁，午睡时失踪，床上有血，他们怀疑人贩子当时打晕了女儿。
孙海洋就是从莫善敏家开始统计他们，以后两个月，他收集了那份三千多孩子的名单。
孙海洋坐在床沿，一手搭在墙上，在昏暗的光线里看着莫善敏的脸，这个人是他认识的第一个同类，但这个人那么幸运。
你的孩子也会找回来，莫善敏说。
他们又聊到人贩子。他已经不恨他们了。就算拐走孙卓的那个人站在面前他也不恨，他只想知道那个人是谁，他一遍遍在录像里打量那个人的脸。在山东做节目那次，主持人让他背着一个人，要他假装背着人贩子。他们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他背着那人走，一圈，两圈，走了很多圈，走不动，他趴到地上，他背着那人往前爬。到现在他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回事，他就是不想把他放下来。他就那么坚持。爬不动了，那人滑下来，他转头看着那人说，来，你把手搭到我背上。那个人先哭了。
他很久没哭过了。再往前一次是年看电影。《亲爱的》，那么多明星，他记得见到赵薇那天，小燕子，他在电视上见过她，他从来没想过跟她说话。他们拍他的故事，拍完了，那个叫陈可辛的导演问他要求，他提了一个，他们答应了——把电话和孙卓的照片放在了电影末尾。电影是打拐题材，讲的是一群家长寻找孩子的艰辛，其中黄渤饰演的田文军是主角，原型正是找回了孩子的彭高峰。配角张译饰演的韩德忠原型是孙海洋，电影结束，他也没有找到孩子。
外面的电话又打来了，有两个星期，孙海洋手机充着电，一个一个地接。电影都拍了，他想，自己找孩子的事情传播到了顶峰，不会找不到了。他想可能人贩子看到了电影，他又想孙卓也可能看到了电影。
你是孙海洋吗？电话里那些人问。
我是。他说。
你有赵薇的电话吗？你有黄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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