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
作者：黄毅
小时候上学，最怕假期结束后的开学报到。
倒不是因为暑假的偷瓜摘菜、嬉水摸鱼的神仙日子不能再继续，也不是寒假的溜冰滑雪、斗鸡摔跤的快乐时光宣告结束，而是每次升班报到，新老师都要在新生花名册上填写学生的相关信息，诸如：年龄、性别、籍贯、民族和家庭出身等，我最怕也最恨的就是老师当众问及家庭出身，每遇此况便大囧，不能不答，而答之后果又异常可怕！如果是一个故意刁难人的老师，那情形就更不堪了，老师问：家庭出身？目光躲避着他声音极弱地嗫嚅：地主。老师：这么小的声音，听不清，再大声说一遍！我只要按他的要求一张嘴，这世界便立刻不同了。
前来报到的认识不认识的同学，马上就自动地把我划分到另外的阵营，他们是不屑与我们这样的人为伍的，每个班级都有那么几个成分不好的学生，有的是地主、富农、资本家，有的是商人、业主甚至可能是军阀（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的似乎都适用这个），还有几种成分比如中农，知识分子等，划分比较模糊，属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成分，最牛逼的成分是贫下中农，就是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阶层，其中更了得的是雇农，这是比贫农还要贫的成分，是和工人阶级一样无产阶级专政最倚重的对象，他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对我们这些狗崽子进行监督，虽然我们被定义为可以教育好的一代，但我们也是多么让人不放心的一代。
我不止一次在心里怨怼我们家的出身为啥是地主呢？哪怕是个富农或商人也行啊！如果前面再加上一个“小”子，比如小业主，小商人什么的，那简直就是一种幸福，而地主是什么？黄世仁、刘文彩还有南霸天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霸，都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把我们和这些人联系在一起，好像我们都是亲戚一般，还会不被同学唾弃？
有个叫李瘸子的校工，经常被请上台来给我们做忆苦思甜报告，所谓“忆苦思甜”就是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从而激起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对新社会的热爱。李瘸子每次都从他9岁开始地主扛活讲起，一直讲到十七岁相了个媳妇，被地主强占了，他去讲理，被地主打断了一条腿，从此落下了终身残疾。每讲至此李瘸子都声泪俱下，而这时保准有人站起来打呼口号，而口号不外乎：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打到万恶的旧社会！之类，跟着他们在高呼口号的时候，心里总是在发虚，仿佛自己在声讨自己，喊出去的口号太响亮了别人一听就是有假的成分，喊得太弱了又会被被人指责不愿意跟地主成分划清界限，不愿意接受改造。
比起喊口号，忆苦思甜大会之后的忆苦饭就更让我们这些个狗崽子不知如何是好。所谓忆苦饭是用麦子的麸皮拌着一些老白菜帮子和烂萝卜之类，煮成一锅不干不稀的吃食，那气味热乎乎地弥漫着酸馊，还没入口就差不多要呕出来了，但这时千万不能有丝毫的怨言，否则后果是不言而喻的，既不能吃的津津有味，也不能表现得难以下咽，保持匀速的咀嚼，适时地下咽，关键是表情还要严肃，有一种陷入往事回忆的庄重才最好。最怕的是被人问及好不好吃，不管你怎么回答都会被别人揪住辫子，你如果回答好吃，他们会说这是贫下中农干的牛马活，吃的猪狗食，怎么会好吃？你是站在什么立场在说话？假如你说不好吃，那你极可能被污蔑为没有阶级感情，劳动人民一年四季都是靠这个填饱肚子，怎么到了你的嘴里就难吃了呢？对待忆苦饭的态度，是检验每一个像我们这样出身不好的人的极好手段，一次考验便有可能发现重大问题。
哥哥的一位同学，就因为在吃忆苦饭时忍不住呕吐，被人告发到工宣队那里，这成了一件很严重的政治事件，继而对他们家整个开展了深入调查，查到最后竟查出他们家是落网的大地主，家也被抄了，在一个大会议室里展出了出自他们家的许多东西，我们都要求去参观，谁也不能逃避。在那间临时的展厅里，一条长铁丝上挂满了林林总总的衣物，一溜桌子上满是一些稀罕之物。我第一次见到真的虎皮，那是一件他爷爷穿过的大衣，比起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的虎皮坎肩要漂亮多了，华丽而内敛，斑斓而灵动，仿佛一只真老虎被挂在那里；原来传说中的人参是这个样子，像洗手剩下的肥皂头，黄不黄白不白的，一点也没有名贵补药盛名之下的模样，到是盛装人参的那个金丝绒盒子，显出几分华贵之象；最不可思议的是一对类似香炉一样的带有三足的金属器具，但与香炉不同的是，它的表面是平直不带凹陷的反而是呈几丛尖锐立于中央，没有人能搞懂那是什么，解说员说那是惩罚人的刑具，专门让人下跪的东西，可不是吗？大小正好和膝盖相仿，上面的尖角也正好对付不服软的膝头。我们整个被震惊了！地主恶霸实在太可恶，贫下中农四季辛劳却衣不蔽体，地主老财不稼不穑却穿着虎皮大衣，贫下中农吃糠咽菜，他们却喝燕窝吃人参，对付那些可怜的农民，竟然会想出那么可怕的刑具，简直太没人性了！
我的爷爷也是地主，他也是如此这般对待他的雇农吗？我们的老家是否也藏匿着大量令人震惊的罪证？而我又总是庆幸我的父亲没有留在乡下继承土地，否则日后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是在所难免的，命运肯定不会好到哪里去。
我父亲是个革命军人，是共产党较早的军事院校生。我们家有一张刚刚解放的年父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政院校就读时的照片，那是一张类似于毕业的合影照，照片上有好几百号人，一律的马裤大檐帽，父亲尤其醒目，除了浓眉大眼、唇线分明的帅气，再就是从肩头斜斜披挂着一条类似绶带的东西（后来父亲告诉我，那叫执勤带，拍照那天他恰好是执勤官），背景是广西桂林著名的七星岩，虽是黑白照，但山势的恢弘衬托得那一群军中骄子格外精神，一个个都是龙精虎猛的架势。
从军校出来，父亲就随军进了新疆，成为莎车骑兵六师的年轻军官。可没多久就集体转业到了兵团，那时的兵团是个半军事半地方的建制，主要的任务是开荒造田、生产粮食，这对于当时的军事院校生来说，的确是没有用武之地，好在父亲进过学堂，比起那些放下肩头的枪又扛起坎土曼的老兵来说算是大知识分子了，又被保送到八一农学院学机械，至此农用机械伴随了他的一生。
按理那个年代像父亲这样的学历在各方面都是很有优势的，就因为出身的问题，父亲一直郁郁不得志，仅有才学是不够的，而才学也是不可靠的，一个满手是老茧，指甲永远黑乎乎的的贫下中农，肯定比那些面皮白净、咬文嚼字的家伙让人放心，历次的运动父亲都是被审查的对象，尤其是文革，父亲的出身问题不仅累及自身，连哥哥姐姐们的参军、招工、上大学都受到了影响，那些被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除了要表现好以外，最重要的便是出身好。而父亲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我猜想倒不是他境界高，而实在是不敢对自己的出身问题提出异议，出身是不能改变的，出身和血统是不能被选择的，认命也许是最安全最实际的办法。
那时有些激进青年，因为出身问题影响了前程，公然宣称与自己的父亲脱离父子关系，更有甚者对自己的老子拳脚相加，就是为了证明自己与地主阶级彻底划清了界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父亲在离乡20多年后第一次回广西故里省亲。让他没想到的是，因为成分问题，老家的亲属竟无一人免受牵连，隔三差五就要被拉出去批斗一番是家常便饭，我的已经到了耋耄之年的奶奶也被强迫参加劳动改造，更可怕的是全村人都可以随意体罚我们亲属中的任何一位，在全村我们家就是坏分子中的老末，属于猪圈里的垫土，谁都可以踩踏，连猪都可以。所有这些比父亲在新疆兵团所受的委屈似乎更让他难以接受，他把没有帽徽领章的卡其布军装穿戴齐整，还特地戴上了一双白线手套，上公社去找公社书记，父亲从四个兜的干部服中的其中一个兜里拿出了一个牛皮纸信封，把一张盖着大红印戳的介绍信递给公社书记，那时没有身份证，所有人出门都得单位开介绍信，父亲的介绍信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建设兵团农业第三师某团某连，职别是连长而通红的带有八一字样的圆形公章，分明透射着某种威势，一向口拙的父亲，那天据说表现得异常神勇，父亲说的大意是自己在戍边守土，自己的家人竟受到长期如此的不公正待遇，这是对革命军属的迫害，必须加以制止，否则，他有必要向上级汇报此事。
关键是父亲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不时用那戴着白手套的手指在公社书记面前指指点点，公社书记顿时就有些晕了，他哪见过这种阵势，被白手套晃得心慌，那时军人的社会地位很高，一般人也搞不明白正规军和兵团的区别，军人不敢惹，是那时社会的共识，公社书记在白手套的面前立马矮下了身形，答应马上处理此事，他可真搞不明白父亲威胁说要将此事汇报给上级的这个“上级”究竟是什么，是县上、省里还是部队？总之父亲把他震住了，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包括奶奶在内的亲属基本上再没有因成分问题受到更大的冲击。
在多年以后，遇到发小，闲谈中得知，从小给我们忆苦思甜的校工李瘸子，他的腿并不是因为找地主评理被地主打断的，而是趴在屋顶上偷窥被人发现，慌忙中跌下来摔断了腿；而那个被抄家的哥哥的同学，出身也并不是什么大地主，而是东南亚的归国华侨，他们家有那么多的奇奇怪怪的东西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是一直想不明白，那一对香炉一样的玩意究竟是干什么的？
/4/8乌市骑马山望雪斋
黄毅，诗人、作家、艺术评论家，者有诗集、散文集、影视作品多部，曾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星星诗歌”奖、天山文艺奖、西部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系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自治区文联《新疆艺术》杂志社原社长，自治区政府参事室文史馆员，《新疆文史》执行主编，新疆文化艺术研究会美韵天山朗诵艺术团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