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到底能治好吗 http://news.39.net/bjzkhbzy/180529/6288655.html
作家贾宏图
本文主人公刘琪：年插队到黑龙江边的呼玛县察哈彦那个边远的小村。年考入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大），曾任教育信息网络中心副主任，也曾留学日本，近十几年来不仅为县里提出旅游方案建议，还义务帮助呼玛博物馆、呼玛地情馆查找资料。有时一年里有大半年待在呼玛，为边疆做贡献，报效第二故乡。
刘琪：年时的光头照
圆梦
贾宏图
一走进大学校园，我总是很激动。当年我的梦想就是考进一所最好的大学，然后用学到的本事，报效祖国。今天，我走进春花盛开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又想起了自己被文革和上山下乡破灭的梦想。还好，我的知青战友刘琪为我圆了这个梦。他就在这所名校读的书，现在是这所大学的副研究员。
在文科大楼四楼的教育信息网络中心主任办公室，刘琪正在等我，一派学者风度，只是很时尚地剃了光头，更像演艺界的大腕。他很亲热地为我烧咖啡，就像见了老朋友。当年他在呼玛的察哈彦插队，我在黑河的大新屯当兵团战士，一条公路连接，相距真的不远。和采访别的对象不同，他先不说，而是让我看，让我看他的博客，看他写的开发呼玛县旅游的建议书，还有他回呼玛拍的照片和编制的风光片。
在“牛饮”了几杯咖啡后，我们还是说到了上学的事。精细的上海人，三十多年的事连细节都记得，再加上当大学老师的，说什么都娓娓动听。难得这样的采访对象，我只有快速记录的份了。
“１９70年３月１４日，我们学校下乡通知书下达了，我却被告知由于家庭政治审查不合格，要我自愿去黑龙江内地克东县插队。眼看我要去中苏冲突的前线保卫祖国边疆的愿望要落空，班主任毕兹伟老师暗示我再写一份申请，请熟人帮忙批准。有晕血症的我拿针在手指上扎了一下，用热血签下姓名，（他故意把“刘琪”两个字写得很大）。4月2日，我终于被批准去黑龙江边的呼玛县插队。
出发前被告知我们淮中和黎明、五原中学的一批毕业生一起被分配到金山公社三间房生产队，我心情十分沮丧，倒不是嫌三间房这个地名露了穷相，而是因为看了地图，三间房是在公路边上。我们马上提出申请要去靠近江边的生产队插队，到了塔河下车后不久，上级居然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就地把我们转到黑龙江边的察哈彦插队。4月22日晚10点多，行进在大森林中的我们，忽然看到在前方上空接连升起几发红绿色信号弹，随后又看到月光下蜿蜒冰封的黑龙江时，心情十分激动，中苏边境就在眼前了！
年4月到达察哈彦后拍的第一张照片
刚满16岁的我去黑龙江呼玛插队时，是准备参战的，不过行李中最重的一个木板箱里装满了我的主要藏书。除了马恩列斯毛选集、鲁迅选集和单行本、各种革命回忆录和领袖传记外，我和我的朋友们还带了些当时被批判的禁书和文革前供中高级干部阅读的内部书籍。
政治纪实类有锡兰（现为斯里兰卡）古达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唐人的《金陵春梦》等。除了政治读物，我还喜欢文学作品，外国文学类有狄更斯的《大卫?科伯菲尔》和《双城记》、勃朗特的《简爱》、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雨果的《九三年》和《悲惨世界》、司汤达的《红与黑》等。中国文学类有四大古典《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和《唐诗三百首》，现代作家的《家?春?秋》、《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小城春秋》、《红岩》、《烈火金刚》等。历史哲学类的有《论语》和《孟子》、周一良主编的《世界通史》，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代史》。
插队时看过的书籍（网络图片）
因为书少而想看的人又多，只好按朋友的先亲后疏、宿舍的先近后远原则，大家挨个排队交换看了。我的竖排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等在生产队里也算是稀有的好书，这样我便有了和别人交换或者优先阅读其它好书的资本。真没想到，在这举头就可看见苏军边防哨所的前线，成了我苦读圣贤的书斋。
林彪事件发生后，经队里领导同意，我在生产队领了元钱，准备在队里办个图书馆。年回上海探亲时，我拿着有黑龙江省公安局大印的边境居民通行证，自然以省级公安人员的面目混进了福州路上的供县团级以上干部购买的内部书店，说忘了带介绍信，书店的一个姓洪的负责人看了我的证件，说了一句我儿子也在黑龙江插队，同意让我陆续选了多元的好书，如《阿登纳、戴高乐论中国》、《尼克松传》、《纳赛尔传》、《多雪的冬天》、《人世间》、《你到底要干什么？》、《落角》等。此外还买了几套公开出版的数理化复习参考书。
我和朋友把书背到了队里，放到知青食堂中新做的书柜中，加上大家捐献的一部分个人藏书，一个有数百册书的图书馆就建成了。不仅有利于知青的读书生活，连当地青年也受到感染纷纷前来借书。（也许这是刘琪的一个贡献，就是这个小小的乡村图书馆，燃起了许多知青向知识进军的热情！）
我插队的察哈彦生产队里最初有多个上海知青，人多势众，大多来自徐汇区，一半以上的知青文革前家境都比较富裕，也有一些藏书；文革中父母虽然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依然有着相当广泛的社会关系，能够及时获得各种信息。从而在我们生产队里形成了一个自学读书、爱谈论政治的氛围。更重要的是我们干活绝不比当地老乡差，生产队还得靠我们这批知青去倒大木修路搞副业增加收入，所以当地干部也就不管我们的思想动态了，更不会来干涉我们在收工以后看什么禁书了。伴随读书兴趣的增长，我们队里知青学习的风气也越来越浓。很早就开始自发地在每天晚上学习数理化外语等知识，加上后来进入生产队领导班子的知青也是个读书迷，组织了不少读书活动，学习似乎成了我队知青除劳动站岗巡逻外最重要的精神生活。现在想起，在那样的社会环境，在那样一个边远的地方，竟有如此的学习气氛，直是难能可贵。”
刘琪年在同队上海知青朱延临的宿舍里
在遥远的小村落察哈彦，因为有了刘琪这样一批爱学习的知青，出现了这样感人的一幕。无论狂风大作还是雨雪交加，到了晚上，几乎每个宿舍都亮起了几盏用拖拉机柴油点的油灯，大家各自看书学习（有时也会黑灯瞎火地在炕上听一个人讲从父亲藏书中偷看到的《金瓶梅》等“黄色故事”），早上起来两个鼻孔都是黑乎乎的。
年10月刘琪和同公社一起考取华东师大的上海知青沈坚回沪途中在北戴河合影。
一些知青朋友还自发地组织起学习小组，结合马恩列斯毛著作还有各种通过非正常渠道流传过来的内幕消息，讨论各种社会现象和学习中的疑难。二十多年后，有知青调侃地说，我们当时讨论的经常是政治局关心的国家前途问题。读书也促使这些二十岁左右的孩子们试图用书本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除了利用所得知识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种植高寒地区没有的蔬菜和水稻，进行农业科学实验外，在年，刘琪他们生产队的知青引经据典，从原著语录、宪法、农村工作“六十条”出发，搞了一场真正的形“左”实“右”的反潮流。
他们和县路线工作队进行了长达一个月激烈的辩论和策略的协商，破天荒地民主直选了队委会，估计当时在全国范围内也属于创举吧。最后还废除了大寨式评工分，明确实施以责任制为基础的定额计件包工式工分制，这样使生产队的工分值1工（10工分）从年6角到年底升到2元1角。谁能想到十多年后根本改变中国农村历史的改革，在这个接近中国北极的小村落已经在知青的领导下先行“试点”了！
参加察哈彦的这次开创性的农村改革时，刘琪的实际身份是个小猪倌。因为年龄小个子矮，他下乡没多久就被队长照顾去养猪，一干就是六年。聪明能干的小刘竟把猪养得比老乡家的猪还白白胖胖，他还为每只猪都起了名字。它们一听呼唤自己的名字高兴得直撒欢，喊哪只猪那只猪就会跑过来，十分听话。小猪倌还被生产队送到黑龙江双城学习骟猪及兽医技术、送到公社学习做发酵饲料，成了当地有名的养猪“小专家”。
刘琪（后排右二）年参加呼玛县组织的兽医学习班在双城实习合影
刘琪养猪时的用过的兽医针灸针
但刘琪的心思并全都在养猪身上，他不甘心养一辈子猪。夏天早上和下午放猪时，他都带上春蕾牌九管三波段半导体收音机和书籍，为防备对岸苏联边防军的越境绑架，有时还腰挂匕首，背上一把装满子弹的冲锋枪护身。很有趣，当时代行刘琪职责的是他养的一条狗。他让狗看着猪不让它们祸害庄稼，自己铺块塑料布垫张狍皮，坐在地头、泡子边和江边，或看书或学英语或听广播，居然还看完一本北京外国语学院一年级的大学教材。那时，刘琪时常站在空旷的庄稼地和山林江边，像高玉宝一样大喊：“我要读书，我要上学！”那声音在大山和大江之间回响，让天地也为之动容。
刘琪摸着自己的光头，笑着说，与人民心连心的邓小平肯定听到了我的呼喊，文革后他刚一复出，就提出要恢复高考。得到这个消息后，我马上开始复习文化课。尽管我喜欢理科，但对我这个年的小学毕业生来讲，完全没有物理化学的功底，只好选择文科复习了半年。
年6月，刘琪和其它五位知青从上海坐船回黑龙江准备参加高考。途中，他们中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战友留下一纸遗书在半夜投海自杀了。这个悲惨的故事，我会在下篇详述。
那一年7月20日早上8点，刘琪为了圆自己的大学梦，和许多知青在呼玛县一中第2考场参加了考试。他回忆，语文政治还可以，考数学时把我难住了，脑子突然一片空白，背不出公式，因为基础差，许多原本应该做过的题突然不会做了，感觉及格无望。不过后来几场我考的不错，在作为参考成绩的英语笔试中，由于整个考场只剩下我一个人，老师还破例让我抽支烟，给我倒了杯白开水，稳定了情绪，蒙对了一些题。
刘琪年的准考证
刘琪年参加高考时的呼玛一中考场
高考结束后，我就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队长念我多年来养猪辛苦没挣多少工分，破例让我去抬坯子和砖，装窑卸窑。当时在我们知青的策划下，已经实现了定额计件包工式工分，上午起早干三个半小时，下午四点后再干三个小时，努力一下，一人一天可以拿到25分，大概有5元人民币。虽然活很重，也不是每天都有活干，收入却相当可观；特别是白天可以休息看书，非常自由。刘琪作好了今年不中，明年再考的准备。
8月24日早上8点半多，大雾刚刚消去，刘琪正在砖窑休息，这时他仰望那天上的游云，心神不安。忽然听见正在向他跑来的刘会计不停地喊着：“刘琪，刘琪，咱们队就你考上大学了！”刘琪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数学几乎是一败涂地，哪能会是我第一个拿到通知呢？上一年的高考录取率只有３.７％！
刘会计跑到他面前，大声地说：“你怎么还在干活，刚才公社接到县里电话，让你马上乘船到县招生办领通知参加英语口试，全县就你一个有通知，恭喜你，你肯定考上大学了，快回去换衣服，小船马上就下来了！”
刘琪说，一时我被惊呆了，半天才明白过来，参加口试，就说明我上大学读书已经见到曙光了。这时已经能够听到去县里的小客船在村子上游8里远的黑龙江上鸣笛，估计还有15分钟就能到达察哈彦码头。我一面让一起干活的伙伴去码头截船，让船等我；一面飞快地奔回山上宿舍，拿了一套比较干净的旧军装、内衣内裤和一双凉鞋，找出英语课本和字典以及出门必备的边境居民通行证，搜出所有的人民币11元5角8分，心想在县里考试这点钱也够了。二分钟之内把所有的东西都塞到绿色军用书包里，我就向码头奔去。路过一个知青宿舍门口时，忽然想起没有带干净的袜子，不能光脚参加口试，于是打了个招呼，顺手牵羊，把他们晾在绳子上的一双袜子塞到我的书包里去了。
年代的察哈彦码头
刘琪带着满脸的砖窑红尘土，穿着破烂的劳动服刚踏上甲板，船员就拉上跳板开船了。上船后，他向船员借了个带长绳子的小水桶，站在船舷边打上一桶水，就跑到后舷的厕所从头浇到脚，抹上肥皂使劲檫洗了两三遍，浇了七八桶水，全身上下才换上干净的衣裤。他把脏衣裤和破球鞋卷成一捆扔进黑龙江。看着它慢慢地沉下，周围还有几圈漂浮着红砖尘土的涟漪。虽然刘琪没有象范进中举那样疯疯癫癫，但依然兴奋不已。早被冰凉的江水冲洗清醒的脑海里不停地回荡着这样一种声音：“我要读书了，我要进大学读书了！”这时江水翻滚，好像也为渴望学习的这个上海小知青唱起了欢乐的歌。
下午一点多，小客轮到达呼玛县城，下船后刘琪马上赶到了县革命委员会大院找招生办，招办林主任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赶上小客轮了吧，你可得好好感谢我呀”。原来老林昨天傍晚把让他参加英语口试的通知交给向他们村走的大客轮，以为晚上12点多就可以送到他们队，队里就会通知他了，刘琪再坐今天上午的小客轮下来就赶趟。今天上午8点多，林主任上班时，看见浓雾还没有消失干净，心里打了个咯楞，大客轮会不会因雾大水浅在黑龙江里抛锚？他赶紧给他们公社革委会王作连主任打个电话询问大船是否到了察哈彦，王主任告诉他大客轮连公社都还没有到。这时林主任便马上让公社打电话给他们生产队，通知刘琪赶紧坐船下来。
一切都是那么的巧合，这二十分钟几乎决定了刘琪一生的命运。亏得这位招办主任工作负责，早上及时给公社打电话询问，公社又及时用手摇电话通知生产队，又亏得刘会计今天不知为什么心血来潮要到大队部算帐，一进门就接到了这个电话，又马上奔到砖窑通知刘琪，才让他赶上了船准时来到县里。一旦晚了这二十分钟，他搭不上小客轮，就要走70里山路才能到公社，到了公社如果没有车，还要走50里才能到三间房大队边上公路，就算每小时平均能走8里地，里就要用15小时，至少要走到半夜，而半夜里公路上几乎没有汽车。
刘琪双手抱拳连声向林主任表示感谢。这一生他要感谢的人很多，可林主任永远被他记在心里。第二天，他带着一位姓刘的当地朋友借给他的20元以及那位朋友的老婆准备的干粮，坐上去六百里外塔河火车站的客车，然后再坐五小时的火车到林海，那里还有一次命运的决战。平时他特别注意欣赏路边的山林，可这次脑子冒出的都是英语单词。
9年的林海火车站、候车厅似乎还是旧模样
8月27日早上8点半，他满怀信心地走进考场。刘琪先大声地说：“Goodmorningteachers”，用英语向大家问好，然后面对考官们鞠了一躬。神差鬼使，他突然心血来潮，先下手为强，用“刘式”发音的流畅英语背诵起自己的简历来。大意是我是一个下乡八年的上海知青，在农村我自学了英语，我是在麦地和草甸子以及黑龙江边放猪时学的英语，尽管我的发音veryverypoor，但我喜欢学习，我要读书等等。
虽然刘琪从考官们的眼神里看出他们可能没有全听懂他的英语在讲些什么，但他坚信他们知道他行云如水般的大段叙述，用的都是英语单词而不是俄语或者是中国的任何一种地方土语。出考场之前，刘琪向全体考官说了一句“Thankyouverymuch!”，又深深地鞠了一躬，衷心地感谢他们帮助自己圆了读书的梦。
外语口试后，刘琪卡车回到县城时，已经是下午四点了。一路上他很轻松，好像第一次看到傍晚的林子被太阳镀了金边，远远望去，竟灿烂得耀眼。几天后，金山大队被上海同济大学录取的小童告诉他，你已经被上海师大（即华东师大）录取了。刘琪有点不信，他又跑到县招生办，在那里他看到了林主任通过省招办朋友关系用电话抄下的呼玛县所有考取上海重点大学人员的名单。他一看名单开头，“刘琪，上海师范大学；沈坚，上海师范大学……”这时刘琪激动得心都要跳出胸口。他抢上去和林主任握手，真想拥抱他。
告别的时刻真的到了。刘琪记得，９月２９日，晚上7点多时，小客轮已经提前3小时到了察哈彦码头，在朋友和老乡的催促下，他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自己生活了八年的宿舍，门也不用再锁了，不会再有知青去住了，花名册上的多个知青现在只剩下5个考大学和2个在办病退的人，而且马上都要离开这里了。
年9月29日，刘琪就是乘坐这艘东方红19号小客轮离开察哈彦的。
那天晚上在小客轮探照灯的光束下，可以看见码头上黑压压人头一片，好象队里的老乡们都出来为刘琪他们送行，祝贺他们回上海去大学读书。面对老乡的热情欢送，刘琪不停地挥手告别，并许诺以后一定会回来看大家的。
老乡们记得，刘琪在登上小客轮时，他眼里汪着泪水，向大家告别时，哽咽得说不出话了。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１１日，当刘琪穿着一件蓝色涤卡中山装第一次走进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大）大学教室时，一位从黑龙江兵团考回来的同学轻轻地对另一位从黑龙江国营农场考回来的同学说：“看，又来一个黑龙江农民！”。这年他２４岁，全班４２人，他年龄还排在第３０位。但班上其他人要么是拿国家工资的工人、农场职工，要么是中小学教师，要么是应届毕业生。只有刘琪一个还算是在地里干活养猪、挣工分的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他也为此而自豪。
年刘琪考上了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华东师大）
这一年全国有万人参加高考，最初只录取了其中的4.8%，29.3万多人，后来又扩招10.万人。刘琪感慨万端：“上大学是我从小的梦想，真正走进大学我用了八年的时间，起步在遥远的黑龙江边的那个小山村，而且是个只有小学文化的猪倌。真是太不容易了！大概是托了察哈彦这块宝地和黑龙江的福”。
历年高考人数
我说，还是那句老话，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如果不是你的刻苦学习，成绩突出，就是有了机会，你也只能望洋兴叹。再加上你命好，那么多好心人帮你。
刘琪没有忘记自己临走时的承诺，他说以后我一定回来看望乡亲的。无论是在读书的时候，还是留校任教以后，还是在日本筑波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的日子里，他都关心着呼玛的发展，来自察哈彦的每一个信息，都让他动心。他时常感叹，察哈彦养活过我们，那个黑龙江边的小村子对我们上海知青有恩啊！
他们刚到察哈彦，全村３６户人家，老老少少总共多人，而他们知青一下子就到了２０８人。这么多人，要吃要住，无疑增加了老乡们的负担。他们还是咬着着牙挺过来了，为我们盖了房，教我们学会了农活，还教我们学会了进山拉套子、修战备公路。后来是老乡和知青们的共同奋斗，才使小村子的日子过得好起来。
年代的察哈彦村
这些年，和许多老知青一样，刘琪有一个梦想，用自己最大的力量来回报家乡，反哺有恩于自己的乡亲们。他是一个文科的教师，没有资金可以投资开发，但能不能智力开发？他时常思考这个问题。
２００２年８月，刘琪和在上海交大化工学院工作的陆亚平等终于回到了朝思梦想的察哈彦。见了乡亲，大家不曾说话就泪流满面了。每天都有喝不完的酒，每家都有吃不完的饭。乡里安排他们游山玩水，那里曾洒满了他们的情和爱。树林、草甸、溪流、小路、树林中婷婷玉立的白桦、草甸里盛开的五颜六色的鲜花，溪流中晶莹的卵石，一切都是旧时模样，只是小路上当时跋涉时的足迹已被岁月湮没了。
2年8月刘琪回到察哈彦清晨拍摄的第一张照片
上图为年代的察哈彦，下图为2年拍摄。
可这没有任何污染的风景具有永久的魅力，对知青是这样，对久居都市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他们又顺江而游，看到了刘琪放猪时经常看到的山水景色，当年有些熟视无睹的树林、沙滩、山石竟是这样惊人的美丽。这些年，热爱大自然的刘琪和陆亚平国内外也跑了许多地方，他们突然发现，呼玛的山水风光，一点也不比它们逊色，而且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没有任何污染的黑龙江上，可以饱览两国风光。
2年拍摄的察哈彦村前黑龙江
回到上海后，他们把一路拍摄的图片，在自己的网页上展示，立刻受到网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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