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燕忠
那是年底，团里举办通讯报道学习班，通知每个单位去一个骨干参加。当时，李存葆同志在团炮兵侦察训练队学习，被通信员叫到队部。队长说：“你去参加报道学习班吧。”“我不行，我没搞过。”“什么行不行，初中生，小字写的还不错，去吧，去吧！”
就这样，入伍刚两年的李存葆走进了新闻报道队伍。在学习班里，他刻苦钻研，虚心求教，竟连中“三元”，《大众日报》和青岛电台刊登和广播了他写的三篇报道。现在看起来不算什么，但当时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战士，可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团里一看，是个人才！便奖给他两本稿纸，说了一些鼓励话。从此，在通讯员的花名册里，他就挂上号了。本来，他是被侦察股长看中了参谋“苗子”，硬是叫政治处“挖”去做了新闻工作。后来，那位股长见到李存葆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一是表示高兴，二是感到“惋惜”，他认为李存葆能当个好参谋。
“那几年搞什么‘传达不过夜，落实不走样’，慢了不行。”李存葆的思绪回到了十年内乱的岁月。那时，他先在团里，后到师里，最后到报道组。有一天，为了赶“风向”，他和另一个同志，一昼夜写了三篇消息。那个同志前面写，他在后面改，一个观点，一个例子，像用一个模子扣的一样，清一色的“认识到”、“体会到”。稿子发出后，竟然分别被三家新闻单位采用了。
李存葆说：“这样的模式文章我一直写了两年，但是，一直没有写惯。回头一想，除了学会‘假大空’以外，真功夫一点没学到。那时，我每当采访一件事情或一个人物时，总想挖得深一点，广一点，因此，问起来没完没了，常常成了最后离去的采访者。”
有一次，领导上派他去采写一篇军民共同扑灭火灾的报道。在这以前，有人已经写过两稿，都没通过。他感到任务很艰巨。怎么办？事迹，大家都知道，重要的是心灵深处的东西还没有挖掘出来。他决心从头来，一个人一个人地谈，一件事一件事地挖，前前后后，采访了五十多人。他问得深而细，不仅查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而且还和当事人交流思想，找到支配行动的源泉。最后终于把稿子写成了，有几家报纸刊用时还配发了评论。
“最后离去的采访者”，常常是最能深得真宝、取得成功的人。这种“打破砂锅纹（问）到底”的精神，正是李存葆成功的秘诀之一。他说：“我很欣赏这句话：‘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
读书，废寝忘食地读书，是李存葆最感兴趣的事情之一。但是，十年动乱时期，不要说看一点世界名著，就是看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也是非法的。说到这里，李存葆站起来，打开他的书橱，指着一排排大厚本本说：“这里面有些书来得真不容易。那几年为了搞到一本名著，我费了不少心思。有一段时间，军内外都兴搞像章，我也搞。可是，我搞的目的是送给图书管理员换书看。我送给他像章，他偷偷拿几本‘禁书’给我，我拿到宿舍，关起门来看。后来，图书馆烧书时，我又偷偷地留下一些。”
年，李存葆调到济南部队歌舞团创作室工作。他打听到搞专业创作的人可以持介绍信到旧书店里买一点参考书，高兴得不得了。他拿着介绍信和工作证，陪着笑脸给人家说了一大堆好话，总算说通了。他被引进一个仓库里，那里堆放着盖满了灰尘的旧书。这些旧书在原主人家被“扫地出门”时，一文钱不值，到了这里被胡乱一堆，更是破旧得不成样子。然而有人来买时，却要原价出售。没关系，真正识货的人，是不会在这价钱上饶舌的。李存葆把省下来的钱，大部分都用到了买旧书上。在那种大帽子满天飞的年月里，他竟偷偷买回来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等人的名著和柯涅楚克的戏剧集、孙犁的《村歌》等百多部书，花了二三百元钱。就这样，李存葆私自买书，偷着看书，几年内阅读了近百本中外名著，写下了十几本学习笔记。有些名著翻烂以后，他就用透明的胶纸贴起来，旁边加上密密麻麻的批注。
年12月28日，山东省团委一位同志特约李存葆写一篇反映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大好形势的报告文学。李存葆接受了任务，立刻就要出发。差两天就要过年了，妻子、孩子都希望他等几天再走。但是，一个创作人员的责任感，使他再也坐不住了。他说服了妻子和孩子，迎着寒风，走出了家门。
李存葆采访的这个大队是一个“新发户”，实行责任制以后，钱多，粮多，社员个个喜气洋洋，但是，他们还没来得及改变住房条件。李存葆去后，只能住在村西头的一个场园房里。这里已有好久没有住人了，阴冷、潮湿、脏乱，房顶上，蜘蛛网多得顶不开头；地面上，有不少老鼠掏出的新土。大队领导找了几个人打扫了一下，又抱了一些柴草扔到土炕里烧了烧，一个临时“招待所”就这样改造成功了。晚上，李存葆点上蜡烛看书时，忽然听到房内有吱吱拉拉的声音。原来，烧土炕的烟火灌进了老鼠窝，搞得它们无家可归，只好满屋窜。
他在这个大队整整住了二十天。白天和社员促膝长谈，晚上在蜡烛或马灯下撰写文章。在这艰苦的环境中，他写成了热情歌颂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报告文学《金银梦》，在《解放军文艺》发表之后，受到军内外读者的好评。李存葆说：“采访生活是艰苦的，但我们谁也不在乎，能够写出反映时代新人的作品来，是我们最大的愉快。”
越改越差的作品
年，李存葆接受了一项创作任务，写一个以批林为题材的话剧。他和几个同志一起，深入部队，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写出了一篇反映部队干部战士真实精神面貌的话剧来。可那时文艺界一个劲地强调“高大全”，对他们的作品评价是“一号人物不突出”，要求重新修改。
回来以后，李存葆沉思了很久：文艺源于生活，为什么又要远离生活？文艺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什么又要高居于人民之上？他看不惯那种模式化的“一号人物”：穿着红衣裳，站在高坡上，手捧红宝书，口唱红太阳。他总想让自己的作品靠部队生活近些，但总是行不通。他改了一遍又一遍，自我感觉越改越差。一气之下，他说了一些对“高大全”的创作方法和“样板戏”不恭的话，遭到追查，多亏领导保护，才勉强过关。
李存葆讲述了这段经历之后说：在文艺界，吃“左”的苦头是很多的，过去，思想上老觉得有个紧箍咒，手脚放不开，写出来的作品，读者也不欢迎。为什么？关键是离部队真实生活太远了。
他说：文学史上，许多作家在表现他们那个时代时，都把再现历史的真实视为最高标准。列夫-托尔斯泰曾宣布：“我将在历史的封面上写上这样的题词：‘我无所讳言’。”屠格涅夫说过：“准确地强有力地再现生活的真实和现实，对于文学家来说，是莫大的幸福。”我们都知道，艺术的要诀是“真善美”，“真”列其首。文学生活只有符合生活真实才能存在。一旦虚假，读者就不信任。
一定要跨过这一步
李存葆给我们谈了许多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的趣事，他说起来很随便，但我们听起来却感到难能可贵。那时，李存葆在丛林的帐篷里，在跳动的烛光下，曾奋笔讴歌过他们。他写呀写，近四个月的时间赶写了十万余字的报告文学和散文。有一次，他连夜从团部赶到师部发稿子，途中险些遭到越军特工队员的伏击。就在那条路上，他走过不到五分钟，一个炊事班长通过时就被越军特工队员抓走了。当时曾误传他也被抓走，害得战友们一场虚惊。他在边境写的十万余字的作品，全在军内外刊物上发表了，为此，组织上给他记了三等功。
按说，作为一个青年作家，他已尽到了自己的努力，但李存葆并不满足。他说：“我觉得手中的笔不胜这感情的折磨。我感到对不起那些死去的烈士和活着的英雄，有负于领导和同志们的期望。我是怀着感情负债的冲动来完成这部作品的。我知道，要把这些感人的事迹集中概括地表现出来，必须在感情上‘降温’，必须进行冷静的思考，符合生活逻辑的思考，符合美学原则的思考。”
后来，解放军文艺社又安排李存葆到一支曾在广西参战的部队中去深入生活近三个月。这期间，他亲眼看到了牺牲的连排干部的欠账单；接触过战斗中表现英勇的干部子弟；听到了个别领导干部在战前想把子女调离参战部队的令人气愤的事情；不只一个连队反映年时出厂的哑火臭弹，使他们在战斗中付出了血的代价；更有烈士的妻子卖掉娘家陪送的嫁妆，带上抚恤金，和婆婆一起，按照烈士的遗嘱到部队还账的事，感动得他热泪滚滚。于是，《花环》中的人物形象和崇高的思想境界逐渐地在他的脑海里形成了。
去年4月，李存葆赴京参加军事文学创作座谈会。会后，他再也抑制不住埋藏在心中的情感，便铺开了稿纸，因为《花环》中的人物在他脑子里活动较久，情节也想得差不多了，所以，只列了几个人物表，便动笔了。二十九天后，第一稿就完成了。
李存葆回忆写作时的思想情感说：“我追求的是离生活近些、再近些。我的创作宗旨是题记中引用的那句话——‘位卑未敢忘忧国’。”
文学创作与新闻报道，是以不同形式来反映伟大时代的火热生活的。李存葆同志曾为一度没有写出理想佳作而感到“负债”于“死去的烈士和活着的英雄”，我们搞新闻工作的同志同样也应有这种高度的责任感和自觉性。“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们每个搞新闻工作的同志如果都有这样崇高的思想境界，该是多么巨大的工作动力啊！
.6.30日上午
作者简介：尹燕忠，男，中共党员，山东省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济南市作家协会会员，曾在济南日报趵突副刊发表《故乡的白天鹅》《故乡的小河》、《老石屋》等作品，在洛阳晚报发表小说《好人麻袋》，小说《梅花》获得玫瑰文学奖，《李存葆在玫瑰之乡》发表在作家出版社国庆征文选，小说《活宰驴》、《宰牛》、《看瓜人》《老表爷爷》、《小红楼》等发表在年第3期《泰山文化》纸刊上，中篇小说《乡长之路》在《九州作家》文学平台连载，已在各类文学平台已发文学作品余篇，计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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