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符来，籙的出现，似乎更晚些。符的使用，自然是人为的，但是带有一部分自发性质。那些民间的巫师、术士，未必有什么理论，也不一定有多少主观的考虑，模拟人间兵符的做法一旦出现，则大家跟着使用，只信其“灵”，而少加讨论。而籙的发明，则似乎更带有意识的创造。它从战国时酝酿，在汉代谶纬神学中脱胎而出，在东汉末的道教教团(主要是正一盟威道)中获得创新和系统化，并运用于其组织建设之中。(一)汉代谶纬神学的启示授篆之策，来自于何处?我们认为其思想根源，乃是汉代的谶结神学。籙字本来不是道门]的独创，还在战国到西汉时期，就有籙字出现。不过早期之籙与录二字区分并不严格。录，原意是记录，亦指记录在册的文字，《周礼，天官.职币》“皆辩其物而奠其录。”贾公彦疏:“谓定其所录簿书。”有时则专指名录，人间有，鬼神世界也用之，称为《百鬼录》，葛洪多次提及之，为召鬼、咒鬼的重要文书。
因其义，便引而有簿册、人名录之类。至迟到了大约战国末，出现了“录图”。这是一种图谶符命，《淮南子，人间训》:“秦皇挟录图，见其传曰:亡秦者胡也。”《艺文类聚》卷十一引《河图挺左辅》:“鱼泛白图，兰叶朱文，以授黄帝，名曰录图。”这一带有图形，仍可以文字解读的“录图”，便是某种神秘的预言。黄帝所得，究竟是怎样一种图形，已不可知。秦皇所挟的“录图”，应当也已在某人群中秘传之物，或是哪一个方士献给他的玩意儿。然而，“亡秦者胡”的谶言，却非同小可，惊得秦始皇大费周折，着意防范。据说，他因此将蒙恬大军调去北方，筑长城，防匈奴一北方为胡，而匈奴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国家的强敌。谁知他没有算到，那“胡”秘指的意思与秦始皇等人解读的大相径庭:秦并非亡于胡人匈奴，而是亡于二世胡亥。这一政治预言是否真有过，真的那么准，还是后人的附会之辞，都不重要，反正汉初普遍相信这一说法，从淮南王与八公之徒，到司马迁，都记下了此事。这录图，是天意的表达，可能在草木的纹理上呈现，也可能在奇奇怪怪的图形中，显示出文字。
这录图，也称为籙图，籙与录，原来同一义。但籙字出现后，讲图谶的便习惯使用籙字。
汉张衡《东京赋》:“高祖应籙受图，顺天行诛。”这是讲的汉高祖刘邦是受了天命，顺从天命诛灭了秦兵，也随着削平了项羽等人，这“籙”与“图”对举，或许是为了表达的文雅，但是也可能显示出籙可以与图相连也可以单出。王融《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朕秉籙御天，握枢临极。”李善注:“《尚书旋玑钤》曰:河图命纪也。图，天地帝王终始存亡之期，录代之矩。籙与录同也。”如此，则录、籙相同，都是预言天地的存亡，帝王的终始，记录相代的标记(矩，原指刻画的标记)。图与案，含义相类，都是记载帝王受命的神秘文书，也可以说是图形。所以籙图可以联称，或称图籙，或称籙图。三国魏李康《运命论》:“名载乎图籙，事应乎天人。”李善注引《春秋考异邮》日:“稽之策图，参于泰古。”是则籙图之称，也出于纬书。而李善注(运命论》之题意称:“运，谓五德更运，帝王所秉以生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运，各象其类，兴亡之名，应篆以次相代。宋均日:运，籙运也。”①是则籙，是记录五德终始、帝王相代的图书，籙运之说，更明白表现了这一意思。不过，这籙与图相联系，不必是通行文字，它可能只是一种表征，所以称为“类”。这类，可以是文字，可以是形象，类，则可相比附，触类而旁通之，由形象而思维生发开去。道教的形成，正处在东汉谶纬神学鼎盛的时空之中，很自然受到此类神秘主义思维和物件的影响。在东汉出现的《太平经》中，已经沿用籙的神秘观念，认为天上有“神仙之录”:神仙之录在北极，相连昆仑。昆仑之墟有真人，上下有常。真人主有录籍之人，姓名相次，高明得高，中得中，下得下，殊无搏颊乞丐者。按此神仙之录，显然受到了谶纬之学中鼓吹天上降籙、籙图的影响。这神仙之录的观念，大约便是后来正一盟威道创用法籙的先声。而北魏寇谦之改革天师道时，称获得老君的《籙图真经》，则更加明白地显示出所谓籙，乃是将帝王受命的图籙，用之于教团，以解释自己改革天师道的权力神授。
(二)对军队编制结构的模仿上面提到的都是讲天授神籙，而其籙又是记神仙之名，大约是指修仙者自己若是修成正果，可以登籙于上，有如后世的登真籙，与我们现在讨论的专列天兵神吏的姓名以交付受之者指挥的还有一些不同。现在所说的籙，就其记述各类神将的角度言，有如天兵天将的花名册。汉代人认为天庭管着人
间的事，而天上的仙官便是宇庙间各种事务的总管或分司。只是道教形成之后，另拟了一套神仙管理系统;各道派所拟的又不一样。
自从进入文明时代，原始时代全民皆兵的情形也便结束。当着部落或部落联盟阶段，或许还保留着整个部落中的男子全部参与战争的惯例，但到正式出现国家，慢慢就形成了专门的军队，而其编制也越趋于严密。不仅兵权集中于天子，其率兵的将领也等级分明，相互不可逾越。各将所司，不仅权限界定明确，而且所领兵众数量也有一定之数。这就必须有固定的名册，所有在册的军士也必须有固定的点名应卯制度。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军兵的征集也相应严格。万乘之国，打起仗来，出兵常在十万乃至于百万，没有严格的管理，岂能保持部伍分明进退有序，猝不及防遇敌而不惊;即使一时失利而乱，有叛逃者必加严究。这种军政体制，对于籙的形成显然有直接的影响。模拟之，采用之，便可以理解了。只是，道教的籙，乃是用于鬼神的世界，严格来说是神仙的世界。
所以，道教的籙，并不是帝王得天下的象征，而是道士获得天命所能指挥的将军更兵各有多少，由之也便确定他本人在神仙世界中的地位的高低。明了这一点，就容易理解道籙中动辄讲某籙中神将多么神武，而带的兵又各有几十万不等，是为什么了。
这一点在后面要说到的“阅籙仪”中表现得再明白不过了。所谓阅籙，便是简阅其上更兵，然后设祭以搞劳之。简，便是检。皇帝对于自己的军队要检阅之，而道上对其所授之籙上的更兵也得经常检阅，方能熟悉之，亲和之，以备随时召役发遣。
最早的正一盟威籙东汉张道陵所创立的道教派别，或称五斗米道，或称天师道，又称正一道教。改革开放以来出的道教史，常多称为五斗米道。其实，“正盟威道”是其正名，“五斗米道”不过是外界对他们的称呼。而且史书上称他们米贼、米巫，都明显带有蔑视的口吻。如果以之为称，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有悖于学术研究中客观公正的原则。所谓天师道，则以领袖称天师而言，但是从历史事实看，称天师固然与张道陵有关，而后世称天师者往往而有，且称之者也不一定是其最高领袖。总之，张陵创道时，其正式的名称，应当即是正一盟威之道。然而，张道陵等创道时，为什么称正一盟威之道呢?这一名称，与我们要讨论的授篆仪式的源头有些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最早的籙由三张一系开始，其名便称《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篆》。因此我们的讨论必须从张道陵创教时的名称“正一盟威之道”说起。当年张陵创教时，定名为正一盟威道教。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名字，历来有所讨论，但论之者实在不深。要想讲清这点，先可以引一段当时留存的-通碑。这便是大家引用甚广的“张普碑”。谈到张陵时期的正一盟威道的组织，人们经常引用一通碑文《米巫祭酒张普题字》，该题字刻于石碑上，文收入《隶续》卷三。①此碑文收入《道家金石略》时，改题为《祭酒张普碑》。其碑文云:熹平二年三月一日，天表鬼兵胡九，仙历道成，玄施延命，道正一元，布于伯气。定召祭酒张普，萌生赵广、王盛、黄长、杨宗等，谕授微经十二卷。祭酒约:施天师道法无极耳。2这通碑文中，提到祭酒、鬼兵等教内职阶称呼，与《后汉书.刘焉传》等资料可以互参，唯刘传中称初人道者为“鬼卒”，而此称鬼兵，含义则无别。然而“萌生”-词则难索解。愚意，萌生，应是“盟生”异写。盖《隶续》编者称“此碑字画放纵，敬斜略无典则，乃群小所为”，是指其题字出于文化程度低下者之手。乡间文化程度低者，常出错别字，或一时想不起应写之字，便用同音或形近之字替代，都是不难见到的，萌借为盟，当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假设。如果从这一假设再進一层，萌生，即盟生，则当时这几位到来证明胡九人道的人身份极为特殊，其身份乃是(萌)盟生，即与正一盟威道立下盟约的人士。由此推测，当时的正一盟威道，设定的人道制度中，还是以盟约为主，胡九入道乃由张普等监盟，并立碑记之。考嘉平二年当西历年，当时掌管正一盟威道的，可能是张陵自己或其子张衡。据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卷载释道安《二教论》注引《蜀记》“汉熹平末，为蟒蛇所嗡。”①如是则熹平二年掌管教务的，应是张陵本人。其子嗣天师张衡“光和二年(年)正月十日己已于山升仙”②，在升仙前或直接管过教务，在张陵活着时则可能帮助掌管过。无论是张陵掌权，还是张衡掌权，此一时期的正一盟威道，人道方式仍以盟誓为主，至于授籙，则未见记载。
此碑的材料，凡治早期道教史的，几乎没有不引的。不过其中的信息，似乎还没有全部解析。
首先，他们心中的天师所传之法为“道正一元，布于伯气”，颇疑此即“正一”的内涵。盖正而一者，是指皆秉承正道。伯气，犹言霸气，与王气相对应。盖按照他们的观念，大道只有一个，但可分布各方，张陵创教之区与大道之王气涵盖各方相比，可拟于一诸侯之区，故称为伯气。按，早期道教颇受汉代气分王伯之说，将大道之气有时与称为某王气。如敦煌道书中《天师教诚科经》中《阳平治》，以天师的口吻称:“吾以汉安元年五月一日，从汉始皇帝王神气受道”，即为例证，只是“汉始皇帝”一语难以索解。而《道藏》中《太上正一盟威法籙》有“被新出老君太上高皇帝王神气在身”语，不识是否与《阳平治》同一义。此两种文献，都稍晚于三张掌教时期，但也算是差不多时代的作品。从这两种文献，至少可以看到当时确有将大道之气讲成王神气的。那么，布于伯气，即是承其王气而行于一方吧。所谓“伯”，当与“王”相对，字又作霸。春秋时，天子式微，王道不行，诸侯中有力者假王命之威称霸天下，有五霸，又称五伯。此伯，与周封建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之伯”，实有区别。三张于东汉末在巴蜀地区传道，张鲁又进一步制据汉中，实可比诸侯，雄霸一方，王气即这里说的道正一元之气，流转巴蜀，故称“布于伯气”。既布于伯气，故应将大道之气在本方大力推行，为此方人士可以因之修行的依据。
据后人的一些记载，张陵创教时，自称行的是“三天正法”，而称老君授予的是正一盟威之道。后出的《道教义枢》说正一以“真一”为宗。则正与真同义，正一之道即真一之道。“道正元”，是说所行之道正于一元，而一元当然可以理解成真正的那一大道。同时从此碑看，本身就是一通盟誓的记录。其间记明日期、证盟人士、受盟者的组织归属，最后则是相约的誓言“行天师法无极”。其保持方式，则为立碑。不过，似乎立碑的做法，一般的鬼卒恐难做到，盖财力未必皆能达成。此通碑文极好地表现了当时正一盟威道徒入道的手续，是以盟誓为主。这样也透出了他们为什么称“盟威”之道的信息。盟威者，盟而有威，盟而成威。这威，对内，是信众畏其誓，不敢乱行，也不敢违背;对外，则可以降服外邪。因此对内是一种组织约束，而对外则是行使各类法术及修行方术的权力，也就是说，这一盟誓，将信徒们的义务和权利都肯定了下来。按盟约在今天还能经常看到，但现今人们更多的是从法制、法理的立场加以运用。然而在古代，它的使用却频繁得多，也神圣得多，恐怕也正是这种神圣性，是盟约在古代特别兴盛的原因。《文心雕龙.祝盟》:“盟者，明也。驿毛白马，珠盘玉敦，陈辞于方明之下，祝告于神明前者也。”刘勰从文体的角度讨论盟之义理。按他的说法，盟，是用了赤色毛的牛和白马为牺牲，用珠盘、玉敦，托着盟辞，然后在神明前面祝告。那么盟的最初意义是结盟者各明心迹，在神明之前祝告。而祝告，则是一种通神之术，盟中有祝告，与“祝”相类，所以刘勰将盟与祝合在一起讨论，取篇名为《祝盟》。而在列举“盟”的史事时，又一再强调结盟时必有祝即咒或诅，有誓，如“秦昭盟夷，设黄龙之诅，汉祖建侯，定山河之誓”。所以他总结说:“夫盟之大体，必序危机，奖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灵以取鉴，指九天以为正，感激以立诚，切至以敷辞，此其所同也。”彦和所说的，是从文体的来历与特征而言，其实盟、誓、祝、咒、诅等，其起源都在还没有文字记载的原始时代。当着人们普遍感到人际或群际关系发生了问题时，即刘勰所说的出现“危机”时，便会想到请神明来判罪与证明，前者如神判，凡被偷、被害而找不到主，或被指认为嫌疑却无法自明时，神判的方式，便被提出。凡是相互由仇怨而想发誓消解时，谁都无法担当起监督的职能，只有请神明来证其诚，于是设神位或在神明出没之区发誓赌咒便成了庄严而有效的办法，因为全部前提在于原始时代的人们，普遍都相信神灵的威力，同时也认同神明的诚实公正。所以原始宗教中祝盟为常见的仪式性办法。而在中国古代进人文明时代以后，官方和民间普遍采信的巫与巫术，便也常使用其道。
在道教法术的发展史上，学人常提及墓门解除一类巫术活动。对此类活动的性质究竟属于巫术还是道教的早期表现，学人中看法不一。但是从两汉时期的墓葬中发现的解注瓶等实物看，此类活动中的一些做法，确为张道陵等后起者所继承。其中的部分内容如“百解法，如律令”之属，便涉及这里所说的祝盟等法。限于篇幅，且不来详论。总而言之，正一盟威道的名称，是说道正一元，都是从老君那里承下的正道、正法，而盟威则指其人道的手续中以盟为常，盟而有威，威从盟出。此威，当然不是世俗的权威，而是面对鬼神世界时，可以摄伏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