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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29日，北平沦陷。
这座古老的城市，遭遇过火烧圆明园的屈辱，庚子国难的洗劫，这回又落到外国侵略者手里。然而，与前几次不同，日军不像英法联军短期劫掠，而是做好了长期占领的打算。最终，北平沦陷历时8年零17天。
沦陷期间，在这人鬼杂居的北平城里，每个中国人，特别是那些重民族气节的知识精英们，日日都面临着“去”或“留”、“拒”或“降”的抉择。在生死考验面前保持风骨，北平人终于靠同心渡劫。
北平沦陷，日军由正阳门进入。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协和医学院新生在实验室正常工作。安特生摄
沦陷日
年7月28日，日军6万余人完成集结，朝驻守在北平的军队发起攻击。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师师长赵登禹相继战死，南苑丢失。
在城里，人们只听到枪炮声，谁胜谁负并没有可靠消息。下午1时，广播里传来捷报，我方已收复廊坊、丰台。人们在狂喜中奔走相告，“没有一个警察能安于其位，四周簇拥着说笑的群众”，报纸上更把哪个将领如何指挥，日本司令因失败自杀等细节，说得有鼻子有眼。黄昏时，炮声逼近城根，人们仍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拉洋车的车夫对记者说：“这就是我们的炮，一炮打死一百小日本。”
晚上，警察挨家挨户通知，叫塞严门窗，还得准备些土，拌上尿和葱，用来防备夜里敌人飞机放毒气。至此，人们才慌了。
29日清晨，北平城里的老百姓度过了难熬的一夜，枪炮声彻夜未停。
一些胆子比较大的，赶到城墙下，想看看战况究竟如何。奇怪的是，往日紧闭的城门此刻洞开，四周一片静悄悄，不见中国守军一兵一卒。
借住在西单牌楼左近的朱自清，一早出去买报，本该繁华的西长安街上，“空空的，静静的，胡同口，街两边走道儿上却站着不少闲人，东望望，西望望，都不做声，像等着什么消息似的。街中间站着一个警察，也沉着脸不说话”。
惶惑的北平人被各种谣言包围着：乐观的谣言，认为29军打了大胜仗，事变马上就会结束；高度恐慌的谣言，说日本人会进来屠城。《申报》记载，“一些小市民为着谣言迷惑起来，大批的搬家，在街上乱跑，没有目的沿着马路的两旁奔驰”。
朱自清接到朋友打来的“宋哲元、秦德纯昨儿夜里都走了！北平的局面变了！就算归了敌人了！”友人还说，我们现在像从天顶上摔下来了，可是别灰心！瞧昨儿个大家那么焦急的盼望胜利的消息，那么热烈的接受胜利的消息，可见北平的人心是不死的。只要人心不死，最后的胜利终究是咱们的！
朱自清相信，朋友的话句句都不错！
沦陷，就这样在大喜大悲中拉开了帷幕。
朱自清及其友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具备超过常人的视野和分析能力，卢沟桥事变后，由于战和不明，他们还抱着和平解决的希望，即便到了29日，他们仍未意识到全面抗战已经爆发。
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不信29军会弃守北平，他拄着拐杖，跌跌撞撞地前往军营一探究竟。营房里，早已没有一个官兵的影子。
在清华，潘光旦是大家公认的硬汉。他年少时就遭遇了截肢，凭着坚强的意志完成学业，并顺利地拿到了美国达特茅斯大学的毕业文凭。他的弟子、社会学家费孝通说他的性格是“牛皮筋”，“屈不折，拉不断，柔中之刚”。
可是，这一天，潘光旦在军营里失声痛哭。回校后，潘光旦遇见一同留美的好友梁实秋，两人相对无语，唯有默默流泪。
岁数稍大的北平市民不免想起庚子国难，他们一声长叹，机械性地关门闭户，习惯性地躲避兵祸。许多普通市民都认为，日本人拿够了，抢足了，自会撤兵。多则半年，少则一月，北平城还是北平城。
然而，噩梦从“易帜”开始，一天比一天更坏。
为了寻求庇护，沦陷当天，燕京大学第一次升起美国国旗。燕大校友在多年后感叹道：“星条旗啊！多少年来你曾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令《独立宣言》蒙羞的可耻记录，可这一次却使你顿增光彩。”
“当灿烂的美国旗在空中飘扬；太阳旗已遍遮燕京外面的世界了。”史学家邓之诚在去西郊的路上，看到有些人家门口悬挂着日本旗，或在门前画个红圈以示“顺民”，不由发出了“怒其不争”的感叹。
书斋中的邓之诚有所不知，平津两地已为此发生诸多惨剧：有的因为不挂日旗，家破人亡；有的因为旗子不合样式而遭逮捕，永无下落；有的门前悬挂日旗，户内阖家痛哭。报人罗隆基觉得时局严酷至此，“易帜”与爱国无关，无须苛责。
人们料到日本兵进城后，将对抗日分子进行屠杀，知识分子恐慌起来，停止救亡工作，烧去了抗战的宣言、传单、名册、书籍。抗日的学生离开了学校，潜入民宅，随时准备逃亡。
8月8日，立秋，微雨。在29军撤出后的第十天，日军浩浩荡荡地进城了。女诗人叶嘉莹当年13岁，她在影片《掬水月在手》中回忆道：“日本进城是从前门进来的，是堂而皇之就进来了……在长安街上，常常有日本的军车、吉普车，飞快地跑过去，他们在车上唱歌，唱《支那之夜》等占领者的歌曲。（真是）‘悲笳哀角不堪听’。”
北平人成了亡国奴。从此，上街必须躲避横冲直撞的日军车，不然一不留神，就做了轮下冤鬼。在茶馆酒肆，一时失言，就会马上被日伪汉奸安上个“反日分子”的头衔。即使在家，也过不得安生日子，随时可能有宪兵闯入，进行盘查。
开学第一天不讲课也不上课。因为学校还来不及印新课本，但是旧课本记着甲午战争，记着日本人的侵略，这是不可以的。叶嘉莹记得，老师要求学生把课本掀开，把某页到某页撕掉，把某页涂掉。
张北海是29军军官后裔，他在小说《侠隐》中写北平沦陷前的几天：“大清早儿还是有人遛鸟儿，茶馆儿大酒缸，全是人。白胡子老头儿，在街上走起来，还是迈着方步。”
张北海曾谈到这种描写的意味：“想想看，光是二十世纪，北京人就经历了八国联军，慈禧逃到五台山，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九一八’之后，东北涌进来无数学生难民，日本公然在东单广场实弹演习……与其说北平老百姓‘处变不惊’，不如说是‘见怪不怪’了。北京六百年帝都，老百姓早已给揉成一种稳顺，在各自本位上安分守己地生活工作。”
在小说结尾，张北海借美国记者罗便丞之口，与战火中的北平告别：“这迷人的古都，还有她所代表的一切……那无所不在的传统，那无所不在的精美文化，那无所不在的生活方式……我告诉你，亲爱的朋友，这一切一切，从第一批日本兵以征服者的名义进城，从那个时刻开始，这一切一切，就要永远消失了。”
年7月30日成立汉奸政府北京地方维持会。安特生摄
“去”与“留”
“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四世同堂》开篇第一句，老舍就抛出悬疑：老太爷的八十大寿究竟有没有庆贺成功？
对于身处“上帝视角”的读者来说，这个疑问毫无悬念，小说从第26页就进入了正题——“天很热，而全国人民的心都凉了，北平沦陷”。
读者自然知道，年日寇来了，占领北平长达8年，但对身陷其中的老百姓来说，仗要打多久？甚至中国能不能胜？都还是未知数。
北平沦陷时，老舍虽不在北平，但也遭受了丧亲之痛。
他的岳母、妻子胡絜青的母亲，正值75岁高龄，经历过庚子国难，每每讲起这场浩劫都不寒而栗。在她高龄时，听说北平再次被攻陷，急出了脑梗。老人不忍看家国被蹂躏，干脆打翻药碗，宁可绝食而亡。
面对国殇，像老舍岳母这样刚烈的老人并不罕见。陈寅恪85岁的老父亲陈三立(晚清“同光体”诗派领袖)也是在日寇进城后，“见大局如此，忧愤不食而死”。给父亲料理完后事，视网膜脱落亟待手术的陈寅恪，以瞎掉一只眼为代价，果断离开了北平。
平津沦陷的消息传到青岛，老舍所在的齐鲁大学，师生纷纷南迁。正在创作的老舍，一个字也写不下去，“心中的悲愤万难允许再编制‘太平歌词’了”。
为了不成为俘虏，守住读书人的气节，老舍想要南下抗日，但次女刚出生十几天，寡母又在北平，舍身报国，妻儿老小怎么办？
胡絜青深明大义，一个人扛下所有，硬是把行李箱塞到老舍手里。11月，老舍孤身一人去了武汉，后来又辗转重庆，成了舍家抗日的楷模。
胡絜青则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回到沦陷中的北平娘家，从此隐姓埋名，以教书为业，为老人尽孝。她后来回忆说：“这种选择对于我是很痛苦的，每想到老母绝食身亡，丈夫投身抗日，自己又有什么脸面在日寇统治下做事呢？但为了抚养孩子和侍奉老舍八旬老母，也只得忍辱生活。”
一晃五年，料理完婆婆的后事，她才带着三个孩子，偷越日军封锁线，一路走了50多天，与丈夫团聚。年末，在重庆北碚的“多鼠斋”，为了满足朋友们的关切和好奇，胡絜青不厌其烦地讲述着北平过去几年发生的一切：
端阳节买不到红枣粽子，空中听不到鸽哨声，难以下咽的“共和面”取代白面馒头……国破家亡中的日常，令人不胜唏嘘。
胡絜青讲，老舍就在一旁静静地听。两三个月过去，朋友们的好奇心淡了，但老舍仍仔细追问。原来，他动了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念头。
小说从年夏动笔，至年完成，用洋洋百万字描写了小羊圈胡同祁老太爷一家和一众胡同住户们的沦陷生活。小说里，几乎所有美好的东西都被打碎了。最后，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抱着重孙女的小尸体，走向一望无际的埋葬之地。
“抗战第一，国家至上。”是老舍在抗战时期的宗旨，他在《八方风雨》中写道，“我只有一支笔。这支笔是我的本钱，也是我的抗敌的武器”。但对胡絜青来说，老的老，小的小，北平是虎穴，也得忍。
沦陷八年，“去”或“留”拷问着每个北平家庭。
作家沈从文起初有意与北平城共存亡：“我个人意思绝不与此大城离开，因百二十万市民与此城同存亡，个人生命殊太小也。”后来他接到教育部密电，便随北大、清华一些相熟教师撤离北平，同行的有杨振声、叶公超、周培源、朱光潜等，是较早的一批。
滞留北平的妻子张兆和在写给沈从文的信中感叹道:“入晚夜静，枪声时有所闻，城内尚安，奇怪的是西长安街的两大戏院却常常是满座。”
梁实秋听说自己上了日军的“黑名单”，写下遗嘱，死别妻儿。临走前，他流着眼泪对大女儿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他哪里知道，往后孩子们连烧饼也吃不上，饿得直喊。与妻子程季淑一别六年，他得到一个结论:“在丧乱之时，如果情况许可，夫妻儿女要守在一起，千万不可分离。”
梁思成、林徽因在接到“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时，便知道安稳日子到头了。次日凌晨，他们叫醒了两个孩子，搀扶着裹小脚儿的母亲，匆匆离开了东总布胡同三号。梁从诫后来说，“我的父母也许没有料到，这一走就是九年。此时他们都年轻、健康、漂亮，回来时却都成了苍老、衰弱的病人”。
音韵学家罗常培本想在北平闭门做学问，但最终还是跟着最后一拨北大留守学者走了，同行的有李霁野、郑天挺、魏建功。魏建功认为，留在北平，要经受更大的道德考验；去大后方，路上虽然辛苦，心情反而是轻松的。
除了“殉国”和“南下”，“留下”是大多数人的宿命，他们不是不想走，而是各有各的无奈。
董毅是辅仁大学国文系学生，他在日记里羡慕那些南迁的同学：“当物质条件越来越坏”，“思想言论受挟制”，忍受生活与敌人的双重煎熬时，“走”的意念时时刻刻都酝酿在心头。但家道中落，“处在此种时局之下，万一有点什么事情，家里连个大一点的男人都没有，何况现在无处找钱”，只能留下。
董毅的校长、著名史学家陈垣也想走，但他又觉得自己是个读书人，一天也离不开书，抛下书库出走，就不能做学问了，划不来；同时又相信中国是个大国，历史如此悠久，决不会亡。思来想去，陈垣没走。
对达官显贵、知识精英来说，“走”面临着亲情考验、经济考验，“留”则要经受道德考验。而对大多数百姓来说，北平已是交通中断、信息隔绝的“笼城”，他们无力出逃，只能偷生。
户籍资料显示，七七事变发生后两个月，北平市民总的户数、人口数变动不大，甚至略有增加。学生人口下降最多，走了两万人，占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年到年，包含日本移民在内，北平人口增长38万多，还一度造成房荒和租金上涨。
为什么在今人印象中，离开的反而居多呢？这恐怕和留在北平的羞耻感有关。战后，那些离开北平的，往往对自己舍家救国的经历，不断述说，而那些走不了的芸芸众生，却因为羞耻感保持沉默。如今，人们往往通过《四世同堂》等文学作品，才能去回望那段岁月。
年，北京守军手举大刀誓师。安特生摄
何以自处
对那些被迫留守北平的学人，刚刚出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勉励道：“鄙意以为诸兄定能在此时埋头著述，完成年来未完成之著作。人生最不易得的是闲暇，更不易得的是患难。”
好一句“不易得的是患难”，闭门著述是需要一定客观条件的，至少要有个安全的庇护所，还要有相对稳定的经济来源。当时的北平，哪还摆得下一张书桌？
北大、清华，作为中国最高学府，有着新文化运动旗手的荣光，在遭难时，也首当其冲。
七七事变时，正值假期，各校校长在庐山共商国是，北大、清华群龙无首。沦陷后，校长们由庐山转南京，奔走呼号，呼吁为中华保住文脉。
八月中旬，教育部发出撤退令，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口头传达：接到秘密通知后，设法出城，尽快逃离沦于敌手的平津两地，辗转赶赴湖南长沙，组成临时大学。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命令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原北洋大学）三所国立院校于9月10日迁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继续开课。
由于民国政府资金短缺，除天津南开私立大学之外，整个华北地区，包括燕京、辅仁在内的著名私立大学、非国立学校、私立文化科研机构，一概弃之不顾。就连梁思成、林徽因服务的中国营造学社，胡先骕主导的静生生物调查所，也属于“弃之不顾”之列，只能自谋生路。
这可说是一次无组织、无秩序的悲壮流亡，人们走得太匆忙，那些珍贵的图书、标本或存银行，或存在燕京大学、医院，就连50毫克镭，都是赵忠尧抱着咸菜坛子带到昆明的，其他校产哪还顾得上。
8月25日，日本宪兵搜查了北大办公室，并以发现抗日宣传品为由，不断骚扰北大。10月18日，北平地方维持会把“保管”北大的布告挂在第二院门口。“北平沦陷后的北大残局就这样暂时结束了！”
此后八年，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沙滩红楼，成为日军宪兵队队部，楼内地下室也成了宪兵队本部“留置场”（拘留所），许多爱国志士被关押在这里，遭受非人迫害。
《蒋梦麟自传》中记述：“我碰到一位老学生，在他设法逃出北平到达大后方以前，曾经被捕坐了两年牢。据他说，他曾被送到北大文学院地下室去受招待，那里简直是活地狱。敌人把冷水灌到他鼻子里，终致使他晕过去。他醒过来时，日本宪兵上村告诉他，北大应该对这场使日本蒙受重大损害的战争负责，所以他理应吃到这种苦头……女孩子的尖叫和男孩子的呻吟，已使中国历史最久的学府变为撒旦统治的地狱了。”
毫无疑问，这是沙滩大院百年历史上的至暗时期。据统计，北京大学的图书、仪器和教材大量被毁，仅此一项就损失60万银圆。
年9月12日，清华校管委也被逐出校园。年春，校内各系馆大多被日军改为伤病员住房，医院治疗室、手术室，体育馆被改为马厩，新南院竟然成了日军随军妓馆，气象台成了豢养军马、军犬的场所。
日军还曾在清华大礼堂前举行“军犬大赛”，以军犬撕咬中国人为乐，数十个中国人被活活咬死在大礼堂前的广场上。留下来的两个工友，被逼一再输血，最后死于非命。
北大、清华惨遭涂炭，北平不受日本人侵扰的，只剩下有基督教背景的燕京大学和有天主教背景的辅仁大学两座“孤岛”。
因为燕大为美国财产，日军有所顾忌，暂时没有占领燕大。未及撤到后方的学生拒入伪大学，纷纷报考燕大，燕大则尽量多招生，以培养更多爱国青年。
在燕大，《义勇军进行曲》常在校园飘荡，凡是要到大后方或延安的学生，学校都要为其送行，不仅绝对保密，有的还资助路费。
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早就把燕大视为眼中钉的日军，迅速封闭了燕园，三十多个燕京师生锒铛入狱。除了事先逃奔敌后根据地的数人外，核心人物无一幸免。正在天津的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也遭逮捕，燕园成了日军的伤兵疗养院。
在北大红楼地下室，燕大教授们受尽屈辱，大部分人被关押了七个多月才释放。另有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林嘉通、侯仁之、陈其田等被分别处徒刑一年至一年半，司徒雷登则入山东集中营三年。
燕大倒下后，北平硕果仅存的高校就只剩下辅仁和中国大学了。
辅仁大学是天主教在亚洲所设的唯一一所大学，由德国圣言会资助，一直在刺刀与枪炮声中正常招生。
校长陈垣对他的弟子、国文讲师启功说道：“一个民族的消亡，是从民族文化开始的，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你我要坚守教书阵地，只管好好备课，教书，这也是抗战！”由于辅仁是不受日军控制的大学，华北沦陷区的青年莫不以考入辅仁为荣。
年3月下旬，日本当局对辅仁进行了大搜捕，惨遭非刑的有英千里（英若诚之父）、张怀、董洗凡、叶德禄等。弟子们怕陈垣受辱，决定接他南下，但此议被辅仁校务长雷冕神父察觉。
雷冕神父苦劝陈垣，你这一走，辅仁将难以为继，很快就会被日伪当局接收或关闭，几千师生顿失依靠，将难以就职和求学。说到最后，雷冕情难自制，放声大哭。陈垣也被感动得老泪纵横，终未成行。
私立学校和科研机构中，则只有北平首任市长何其巩任校长的中国大学，基本保持独立，苦苦维持至抗战结束。
此消彼长之间，汉奸学校日益增多，汉奸的队伍越滚越大。陈垣感慨地说：“抗战时间不能拖得太长，否则跳下去的人将越来越多。”然而抗战时间之长，远超陈垣预料。
年，陈垣等在北京什刹海。从左至右：启功、陈垣、刘乃和、柴德赓。
时穷节乃现
为了达到奴化中国青年、实现思想控制的目的，北平沦陷不久，日伪当局便提出“北大复校”，建立伪北大。
伪北大起初没有校长，担任“监督”的，是民国文化界和政界名人汤尔和。汤尔和患肺癌后，接替他出任伪北大第一任校长的是钱稻孙。
钱稻孙少年留日，对日本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别人跟他提起抗日，他连连摆手说：“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这种自轻自贱的论调，连金岳霖这种谦谦君子都要跳起来揍他。
钱稻孙的一位朋友，害怕将来日本战败，想脚踩两只船，就来征求他的意见，钱竟然回答道:“我就没有想到有那一天!”
担任伪北大校长后，钱稻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请自己的叔叔钱玄同出山。
北师大迁往西安时，身为师大国文教授的钱玄同因百病缠身，不得不留在北平。他虽有留日背景，但终日闭门谢客，侄子请他出山，也被他打出门去。为了明志，钱玄同将名字改回自己的原名“钱夏”，用“夷夏之辨”的典故，表明不做“顺民”。
年9月19日，旧历中秋。钱玄同日记记载：“‘△△’特令全市商店挂灯结彩以志庆祝。藉纪念东方文化之佳节也。”以△△来指代日本，是以“不书春秋”的隐晦方式进行抗议。
正如《觉醒年代》所演，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曾是狂飙激进的斗士。为此，在国统区，有些人不满于他的沉默，觉得他该说得更多、做得更多。其实，在刺刀之下，书生钱玄同能以不做、不说、不写来表示自己的抗争，已经很难了。
沦陷前主持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沈兼士，不仅把日伪高官拒之门外，还与辅仁大学的英千里等教授，秘密组织“炎社”（后改为“华北文教协会”），协助流亡青年到后方参加抗日。
沈兼士的女儿曾著文回忆先父被特务监视的情况：
这些日本特务，有的剃光头，穿长袍，考入学校时用的是中国人的姓名，每人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只是后来才渐渐被人知道他们是日本人。毕业时，国文系毕业生宴请全系教师。这几个日本学生鱼贯地向教师们逐一敬酒，惟独不敬先父。先父回家说：“敌我分明，好得很。这也算是我们教书的一项成绩吧，至少教会他们先别敌我再论师生嘛！”
北大教授马裕藻因年迈和患高血压未能转徙内地，北大指定他和周作人、孟森、冯祖荀四位教授留守并照看校产，时称“北大留平四教授”。后周作人投敌，日寇数派周去请马裕藻出山，都吃了闭门羹。由于周作人屡来，最后马裕藻的幼子奉父命对周说：“我父亲说了，他不认识你。”
马裕藻的学生张中行说，老师坚信中国最终一定胜利，而且时间不会很久。每次去看他，他见面第一句话总是问：“听到什么好消息吗？”年4月，马裕藻含恨辞世，最后时刻还在病榻上念叨：“天快亮了，天快亮了……”
“留平四教授”中的另一位——孟森，因研究宣统元年测绘的《俄蒙交界图》被日本人盯上了。日军上门，《俄蒙交界图》也被掠去“收藏研究”，孟森气愤至极，英年早逝。
日伪遍访知名人士，为“东亚共荣”充场面。而知名人士则各出奇招，拒绝合作，如京剧界的程砚秋、齐如山，艺术界的齐白石、李苦禅等。
虽然躲开了日本人，但谁也躲不过经济这只无形的大手，北平经济的崩溃，将每一个人拖入了痛苦的泥潭。
为了维持生计，当初“为书而留”的陈垣，不得不忍痛变卖自己珍藏的几部大书。辅仁教授为糊口，则往往是在“晓市”卖掉自己心爱的图书，换得粮店配售的每天克的混合面。
辅仁大学的校长、教授尚且如此，那些脱离于高校、无以谋生者，如北大教授缪金源，则全家每日只喝一顿粥，到了夫妇饿死的境地。
被视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在政治恐怖与贫困的双重压力下，大门紧闭，就是他们最后的尊严。
遇刺后的周作人，衣服上留有弹孔。
“当尽其一技之长”
还有一些人，表面上委曲求全，却采取了更积极的抵抗方式。“在炕头上坐了八年”的戏剧家齐如山，曾满怀钦佩地记载了一个艺人智斗日军的故事：
日军占领北平后，面粉价格飞涨，几个月内就从每袋二元涨到几十元。天桥有两个说相声的在演出时提到此事。甲说：再过一年就好了。乙说：再过一年还不得涨到几百元一袋？甲说：再过一年老百姓都饿死了，一元一袋也没人买了。
日本人听了大怒，把这两位抓了进去。他们被放出来以后，还是拿面粉逗哏。甲说：以后面粉就便宜了，两毛钱一袋。乙问为什么这么便宜，甲说：袋子小了，跟牙粉口袋似的。日本人听了还是不高兴，不过没再抓他们。
这两个说相声的，是常宝堃和赵佩茹。日本投降后，齐如山去拜访他们，称赞说：“你们真有种，别人不敢说的话，你们偏敢说！”
两位相声艺人摆手说：“这算得什么有种！快活快活嘴就是了，这是最没出息的办法。再者说了，我们这么说，大家也爱听，来听的人多了，就可以多挣几个钱，这是饭碗的问题，谈不上‘有种’二字。”
“快活快活嘴”的，除了这二位，还有“故事爷爷”孙敬修。他在电台讲故事时，编了一首《灭蝇歌》自弹自唱：“留神苍蝇是仇敌，它是大仇敌。快设法，除去它！”日本人听出了弦外之音，孙敬修受到严厉警告。
这让他一度不愿意再去电台，还是一名年轻的电台工作人员王栋岑劝他，与其让日本人办的《儿童时间》节目充斥着反动歌声，还不如由一个受中国孩子喜爱的中国老师给孩子们讲故事、教歌谣，起码可以把这段时间给占领了呀！孙敬修一听有道理，就改名“柳稚心”，一直在电台讲到日本投降。后来，他才知道王栋岑是一名地下共产党员。
一位当年的汇文学生说：“当时伪汉奸组织‘新民会’编印了一本教科书，教此课的老师叫大家把课本放在课桌上，讲的却是唐诗、宋词。一次教官突至，老师从容地边擦黑板，边令大家默写岳飞的《满江红》。音乐老师也不教课本上的日伪歌，却低声教唱世界名曲。教官一来，老师立即弹起了风琴，高歌日本人民厌战歌曲《荒城之月》。”
国破山河在，普通人该干点什么？营造学社会员朱偰在所著《北京宫阙图说自序》中说，“夫士不能执干戈而捍卫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谋恢复故国，亦当尽其一技之长，以谋存故都文献于万一，使大汉之天声，长共此文物而长存。”
“当尽其一技之长”或许是对抗乱世的良方之一。年，故宫出版了一本名为《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实测图集》的巨作，书中张测绘图，竟是一帮学生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完成的。
原来，官员出身的建筑学家朱启钤闭门在家，仍一心想着继续营造学社的工作。在他的授意下，天津工商学院的张镈教授以假名投标，与林是镇主政的伪都市计划局签约，承揽了“北平市中轴线建筑测绘”项目。这样一来，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该项目的测绘人员，大多都是天津、北京的建筑学应届毕业生。四年间，他们一边过着低眉顺眼的生活，一边死盯着古建筑上的各种细节，一路画到日军投降。
一批尚无一技之长的中学生，仅凭着青年特有的孤勇，把锄奸的枪口，对准了当时的北平学界领袖周作人——年2月，周作人参加了日伪召集的座谈会，已有他要出山、担任伪北大校长的传言。
“抗日杀奸团”（简称“抗团”）最初由天津私立中学的富家子弟组成。后来，这支队伍中的很多成员在年考入燕京大学。年12月底，“抗团”派南开学生李如鹏、新学学生赵尔仁到北平，与燕大学生范旭共同完成刺杀周作人的任务。
年元旦，李如鹏、赵尔仁到西城取枪，提供手枪的是“抗团”成员郑统万。作为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的孙子，郑统万一直依靠家族声势作掩护为“抗团”提供帮助。
李如鹏、赵尔仁各取一支手枪，由燕大的范旭带路，直奔西城八道湾周作人住所。
到了周宅，李如鹏、赵尔仁、范旭三人假冒“天津中日中学学生”，声称要拜见周作人，商量赴日留学事宜。周作人虽然甘心做贼，但对好学青年，仍不乏关爱之心，就命人传进。
年1月1日上午10时20分左右，在“苦住斋”二进院西屋的客厅里，周作人正在和前来贺年的“四大弟子”之一、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教员沈启无闲聊，看李如鹏、范旭二人进入，欠身招呼。
范旭指着周作人对李如鹏说:“此即周先生。”李如鹏点点头，二话不说，拔出枪照着周作人就是一枪，周作人应声倒地。
枪声一起，沈启无站了起来，下意识地呼叫：“我是客人。”李如鹏看他站起，生怕他反抗，抬手又是一枪，沈启无胸部中枪，仰天倒下。
李如鹏、范旭以为得手，便急忙退出。范旭走得快，一下子跑到前院，发现李如鹏没有跟上，赶紧折返，看见李如鹏被周家的两个仆人按倒在地，挣扎不脱。
范旭手中无枪，自忖难敌周家众人，急奔向大门，高呼：“九哥快来！”在外放风的赵尔仁闻声拔枪飞奔而进，对准周家仆人连放两枪。
周家两名仆人中弹，松手滚到一边，李如鹏一跃而起，与范、赵两人前后呼应，夺门而出。当日，李如鹏、赵尔仁乘车返津，范旭回燕大，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数日之后，报纸上披露出周作人遇刺仅受轻伤的消息。原来，射向周作人的子弹打中他衣服上的铜饰扣，周因此逃过一劫。
此案一直未破，军统说是日本特高课所为，特高课又说是军统特工干的。“抗团”的这次行动，还是解放后由亲历者讲述，才逐渐解密的。
周作人遇刺后，惶惶不可终日，不仅拜见日本将军，还特地拍了张照片，照片上隐约可见长袍上的弹孔。他把这张照片分送给自己的朋友，包括远在美国的胡适，还有翻译他散文的松枝茂夫。
后来，他称这是日本人欲置自己于死地，故自己为全性命，不得已而附敌。这次锄奸行动，非但没有阻止周作人“落水”，反而成了他接受伪职的借口。
日军占领北平后组织北平市民游行，进行奴化宣传。
因何做贼
枪击事件后，周作人很快接受了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一职，随后担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年又接任伪教育总署督办。
关于投敌行为，周作人曾在《知堂回想录》等文中一再为自己开脱。他说，战端初开时朋友们劝他随众南下，他不肯走，是“因家庭关系，实在无法摆脱，我只能苦住下去”。
所谓家累，比周作人小七岁的郭沫若与他情况类似，都是留日，都娶了日本女人，都生了孩子。郭沫若抛妻弃子，回国抗战，还发表《国难声中怀知堂》一文劝周作人，文章写道：日本人信仰知堂（周作人的号）的比较多，只要他南下，即使不发表什么言论，也是对日本军部一个有力打击。
周作人执意留下，并把自己的“苦雨斋”改名为“苦住庵”，好像是与北平民众同甘共苦。其实，北大南迁以后，周作人的经济来源有两个，一是给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翻译希腊神话；二是在司徒雷登主持的燕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与其他生活无着的教授比，周作人过得不错。年1月26日，国难当头，他写了两首打油诗，仍是喝茶、看报、吃猪头肉。
在传言频出时，张中行曾作为“粉丝”和学生，给周作人写过一封信，信里说“别人可，他决不可”。何以不可，张没有明说，心里想的是，那将是士林理想的破灭。对此，周没有回信。
周作人与日本人同台的照片刊登后，由老舍倡议、楼适夷起草、经郁达夫修改、十八人署名的《致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苦劝他立即南下，或做文坛苏武，否则“一念之差，忠邪千载”。
周作人不仅没做苏武，“落水”期间，还穿着日伪军装检阅伪新民会青少年团，到南京出任伪国民政府委员，晋谒大汉奸头子汪精卫……可谓招摇过市，无所顾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作人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一个会接着一个会开，宴会吃了一顿又一顿。他在伪中央电台作广播演讲，题为《日美英战争的意义与青年的责任》。说的每一条都很丢脸，每一句话都可以作为罪证。
战后，他认罪说：“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当然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其实，他所说的“考虑”，不过是：“该职特任官俸，初任一千二，晋一级加四百圆，至二千圆为止。”
不可否认，周作人的文章写得漂亮，至今仍有很多“粉丝”给他“洗地”，说在面临死亡威胁时，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说他与日本人合作，是受校长之托，保护北大校产。
最离谱的，是把周作人说成中共地下党员。的确，任督办期间，他曾多方照顾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帮助李星华、李光华姐弟办“良民证”，协助他们从北平转移至延安，还曾营救过中共地下党员高炎，但这只是对朋友尽心而已。
事实上，在刺杀之前，出入八道湾的日本文人就已经络绎不绝，周作人也从不避嫌。他的日子一向过得讲究，什么都要精致，要吃好的，要喝好的，日本人则用温水煮青蛙的办法，让他无法自拔。
“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这是国学大师吴宓在悲愤无望时，给自己假设的四条出路。周作人在给胡适的信里，也说自己是“为僧”的，在北平只是化缘而已。然而，他一边拿日本人的钱，一边用清者自清，“一片冰心在玉壶”的说辞，迷惑世人。
年日本投降，南京和上海开始对汉奸大规模检举，紧接着北平也着手清算。周作人以汉奸罪被逮，判处十年徒刑。
鲁迅遗孀许广平在周作人被抓那几天，曾对叶圣陶说，周做汉奸后的种种表现，“皆贪吝卑劣，且为一般文人作奸者之挡箭牌，以为启明先生（周作人）尚为汉奸，他何责焉”。
作为“落水”文人们的挡箭牌，周作人自始至终不承认自己与敌人合作是对民族犯罪,还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说辞，竭力为自己辩护。他那高明的“文饰”手法，巧妙地征引故典，措辞隐晦曲折，也让整个事情的真实性和复杂性带着“谜”一般的色彩。
“大节有亏，便无足观。”中国人一贯看重气节。生前，周作人为许多人写过挽联，死后，无一人作联来挽他。次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写下《忆启明老人》，这是周作人去世时对他唯一的纪念文字。
致力于沦陷区研究的学者、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袁一丹认为，“周作人是知道自己会被写进历史当中的，他很清楚自己的这些选择意味着什么。”“如果年元旦周作人死在刺客枪下，他在现代文学史上，取得的成就是可以和他的哥哥鲁迅相提并论的。但周作人躲过了这一枪，幸免于难，随后的一系列行为使他被归入贰臣传的行列，而且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沦陷八年，有人悲壮离去，有人对侵略者低头，更多的人艰难生存，同心渡劫。北平光复40年后，女导演林汝作为亲历者，为《四世同堂》写下一曲荡气回肠的主题曲：
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月圆之夜人不归，花香之地无和平；
一腔无声血，万缕慈母情，为雪国耻身先去，重整河山待后生。
（原标题：“笼城”抉择——沦陷八年中的北平人）
来源：北京日报记者孙文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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