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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的表达
中国乃诗歌大国。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如何将诗歌、绘画及舞蹈、书法等中国文化元素融合并完美表现？大型诗歌音乐舞蹈史诗《诗韵中华》做出了很好的尝试，在国内外广受好评。由此，文艺评论家蒋力在《诗歌语言舞台化的随想》中，谈到中华民族传统历史文化传承，及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诗意融合，这是诗歌的审美和创新。那么，论及诗歌的审美，什么是好诗？如何把诗写好、写到 ？青年评论家刘波的《写好诗可能就是一种自我折磨》或给出了一种答案。生活怎可缺少诗意，诗意从何而来？看《迎春花儿开》写道：春天来了，东风吹遍了 角角落落， 笑声更是一朵不败的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诗意的表达不仅来自大自然的馈赠，也来自劳动者及他们创造的美好生活，如《雪花飘来微笑》中长岗山人红红火火的欢喜新年。
的年味还未散去，有人欢喜有人忧——《男儿何不带吴钩》，作者为“不该输不能输的比赛”扼腕，为女足姑娘“惊天大逆转”感佩，为冬奥会上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喝彩，这篇年节的观赛之作写得可谓荡气回肠。（周璐）
《 之 》：血火淬炼的英雄凯歌
《 之 》（下称《 》）近期上映，再次将国人对 的记忆重新唤醒。人们在影院中也再次被我人民子弟兵英勇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感染。“为了新中国”可以说是整个“抗美援朝影视主题”的核心，其间所展现的家国情怀、军人品质、民族信仰是重中之重，而个人成长、群像雕琢、恢弘调度则是影像呈现的表达方式。笔者认为对《 》的认识不能脱离上集《 》的整体观察视野。因此，如果从这个视角来观察该片便不仅仅是续集意义上的叙事连贯性，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精神书写所构筑的坚固长城，其延展的情绪和集体记忆的唤醒必将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的生命力。故而，只有将《 》放置在一个更为宏观意义上的观察才能真正将“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予以一个准确的价值锚定：新中国的成长也如同影片中的新战士一样，只有经历了血与火的淬炼才能真正赢得未来的发展。
家国同构的影像衔接
《 》的开端是二哥伍千里带着大哥伍佰里的骨灰坛回到家乡，看到了在河边打水漂的野孩子弟弟伍万里。可以说，家是影片叙事的开端，也是 发生的根本。因为是先“保家”后才是“卫国”。从某种意义上，这是影片的一个“人文价值基座”。由家庭关系而延伸出的兄弟之情是《 》系列影片的暗线，与新兴里、下碣隅战役的明线发展互为呼应。这场注定被载入人类史册的战争该如何去用影像描摹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无疑，用空洞而虚无的口号对战争进行价值判定是难以真正让人从精神上实现升华和价值体认的，只有在人物的具体行动和情感起伏中才能将价值判断渗透和附着。那么《 》不仅延续了《 》对伍氏兄弟的刻画，更是完成了弟弟伍万里从一个最初的“打水漂的野娃子”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的人物历程。影片也将“抗美援朝”作为一场正义之战、人民之战的价值书写深刻地汇入了观影者的内心。
不难看出，影片中“家”是一种情感纽带，兄弟情是基于家庭而构筑的血缘之亲；而“国”是一种更深沉更坚定的大爱，伍氏兄弟在人民军队的广阔天地中将这种血缘之亲化作守土抗敌的“精神之亲”。影片中时常会出现连长伍千里叮嘱伍万里要小心要懂得保护自己的画面，但弟弟伍万里又何尝不想保护哥哥呢。是的，在《 》中，伍万里在七连兄弟们的帮助下已然成长为一名独当一面的 战士。他在七连“两炸 ”的任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影片 ，伍万里抱着二哥伍千里的骨灰坛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乡，影像上也实现了与《 》的跨时空对话，形成了前后两部影片对“家国”主题的同构呼应，也把家国情怀最终落实在“家”的完整意义上。无疑，这也是最令观众动容的所在。
英雄群像的荧幕书写
不同于“战狼”系列所塑造的冷锋这一孤勇形象，《 》和《 》都是作为一种英雄群像的叙事而展开的故事书写。在中国式的战争片中，灌注集体主义意识也是中国风范的重要表现。战争作为意识形态机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个体行为，而是作为一种团体形式而展开的。因此，战争作为“事件”呈现的集中性场域，必然以整体结构作为叙事结点。个人作为“事件”的载体而被放置在组织意义上的“单位团体”之中。故而，《 》将“三次炸桥”任务集中性地呈现在以“连”为单位的建制群体之中。这样的叙事机制从某种意义上是符合战争特性的，同样也让影像叙事在群体之中获得了更多的张力性表达。
在影片《 》中，“七连”是始终以一个整体而出现的，哪怕是战斗到 一刻亦是如此。连长伍千里、指导员梅生、一排排长余从戎、狙击手平河、炮排排长雷睢生、三排排长何长贵、新兵伍万里等等，这些人物共同构成了“七连”这个整体形象。而连长伍千里也时刻拿着自七连建立以来的花名册，因为在他心中七连永远是一个整体。而他们的编号更是将这一寓意展现得淋漓尽致。从第17名战士雷睢生到第名伍万里，某种意义上，他们二人共同串起了七连的历史。《 》中“雷爹”的牺牲到《 》中伍万里的“新生”，他们真正完成了一次精神的传递与历史的交接。《 》结尾处张涵予扮演的兵团司令员听到七连只剩一人时，问伍万里有何要求，他回答：“重建七连建制。”无疑，这是新旧七连交汇的时刻，伍万里一人站成了一支队伍的样子，他的身后是整个“英雄的七连”全体。
人物弧光与细节呈现
如果说《 》是弟弟伍万里的“成年礼”，那么《 》则是其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后的“光荣时刻”。在《 》中弟弟伍万里不仅深刻认识到成为七连一分子的意义，而且开始真正了解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意义所在。如果说《 》中七连战士集体凝视长城的画面是导演表现战士“爱国”、誓死守土的“关键瞬间”，那么《 》中当哥哥伍千里化作冰雕、眼神坚定，弟弟伍万里依偎在哥哥身旁的坚毅画面便是共和国战士“不朽的丰碑”。而这一场景也与《 》中的“冰雕连”画面遥相呼应。必须承认，《 》中的伍万里完成了人物的“完美蜕变”：从一个稚嫩的新兵，到七连第名战士。伍万里在血与火的淬炼中，在我人民 的革命队伍中，真正成长为一名英勇无畏的战士，保家卫国、守土有责，“一个人像一支队伍”般的勇敢前行。《 》的故事虽然集中在“三次炸桥”的叙事线索，相较于《 》而言，叙事更加简练、细节也更加精巧，就像《 》中伍千里成为“冰雕”前那凝固的一刻更是达到了一种壮烈高潮，那种“凝固的、瞬间的、牺牲的美”似乎让人们看到了新中国更为汹涌澎湃的力量，正是这股力量让我们获得了不断前行、开创伟业的动力，正是这股力量带着我们走进新时代，未来还要更加激励我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程志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文传学院）
写好诗可能就是一种自我折磨
诗集《写碑之心》出版后，诗人陈先发在自己的新浪博客里“广而告之”，其中一句“多年深深的自我折磨，尽在这页中”，看似不经意，但在瞬间触动了我，并引起了我的深思：把诗写好，写到 的境界，对于诗人来说，是不是要经受“深深的自我折磨”？
写诗是一种语言融合情感的表达，那应该有释放的快感才是，何以就变成“自我折磨”了呢？从世俗功用看，诗歌可能是所有文学体裁中最“无用”的，但写诗的门槛相对来说又比较高，既然有如此反差，何以还有人对诗歌不离不弃，且保持了必要的耐心？“领受痛苦，方得真诗”，酝酿和写作的过程，并非易事，而是要承受各种压力——语言的打磨，思想的锤炼，都无不考验着一个诗人整体驾驭的能力。“上午写了两首诗，午睡醒来/感到面目可憎，皆删去/顿觉世界神清气爽。”（朵渔《消夏录》）有些诗人并没有以高标准和敬畏之心来要求自己，相反显得志得意满，认为写诗如同随手涂鸦一样简单，他们一天写十几首，一年出几本诗集，因无法停下来深度思考，也就很少有体验“自我折磨”的时候。所谓大道多歧，深度写作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其间充满了纠结、焦虑和彷徨，这是对诗人的考验。真正有追求者，必须基于如此困苦的经历，方可一步步靠近自己的内心，去寻找符合心性的切入方式，去领略诗歌的内在之美。
自我折磨的写诗之路，其实也是一种铤而走险。要将诗写好，冒险是必要的，否则，我们只能在前人走过的路上原地踏步，这又如何让人对诗歌产生信任感？一个有胆识的诗人，可以在文字的草原上纵横驰骋，也可以打破既有的规则，重新建构独属于自己的文学空间；他还可以反抗所有平淡的经验，以强悍或柔情的语言来表达残酷，描绘欣喜。我们必须在自己的文字中投射志趣、理想和历史感，包括对个性的张扬，对启蒙意识的凸显。当我们写下每一个字时，思考和表达的艰难如影随形，力求在入心的探索中寻找新的方向。也就是说，诗人在立足于当下创造的同时，还要有超越意识。如果认为写诗是一条坦途，这样很容易变得盲从，无法在更高层次上准确地把握和定位自己。由盲从滑向盲目，一个诗人的写作就开始偏离正常的轨道，不是趋于偏狭、轻浅，就是陷入虚无主义。
自我折磨对于诗人来说是一种促进，一份动力。没有任何困惑的诗歌写作，都会有其可疑的一面，一旦自信变成自负，那种自我封闭的狂妄在所难免。如果诗人不清除内心的功利，他笔下的文字会显得世故油滑，缺少一种干净和纯粹。在此意义上，自我折磨一方面是内心的 ，另一方面也是精神逃亡背后无法言说的疼痛，它透显出的，正是一个诗人的情怀。他需要为自我保留高标准，也需要为诗歌赋予尊严，除此之外，就是如何与文字建立一种相互的信任，那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就是长久的自我折磨。
多年前，我在网上偶然看到河南诗人李清联先生提出“无障碍诗歌写作”，先生主张诗歌写作“应宣扬真善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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