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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云轩建于年，新记朵云轩建于年，今年正逢一个甲子。新记朵云轩成立时就有出版权，这个权益是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木版水印编辑室合并过来的，所以说朵云轩当时也是个出版机构，它的出版文化一直传承到年更名成立的上海书画出版社。20世纪70年代初，我曾在那里学徒、入党，度过了青春岁月。从年起，我进入领导班子任社长助理、副社长、社长，直至年3月调局离社。
木版水印的继承和发展
我国发明印刷术是在隋唐之际。唐咸通九年（）雕版印刷的《金刚经》现存大英博物馆，是成熟的物证。到了明代，饾版技术发展开始印制彩色信笺和画谱，是世界上彩印的开始。当时，国人学画没有教材，就用木版雕刻了《明代十竹斋书画谱》，共分成竹、石、兰、疏果、翎毛等16谱，是一本仿真的教材。我社于年重梓完成，在莱比锡得了大奖。另一部《明萝轩变古笺谱》是写信的信纸集，大多为角花，又用了无色拱花技术（俗称凹凸版），也是代表作。成立于年的朵云轩是个笺扇庄，就传承了明人的饾版，也就是木版水印，所印的产品还是比较简单的。
20世纪50年代，木刻家余白墅先生等人积极倡议，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以下简称“上海人美”）设立了一个保护型的木版水印室，并为它单独造了一幢楼，就是衡山路号，不在上海人美院内。
我在朵云轩时，很多外宾来参观我们工场，就在于我们不仅出产品，而且完整地保存了工艺并有发展，是印刷的活化石。当时，成本比较低，加上各方的支持，迎来了历史上木版水印的一段黄金时期。从印笺到印大画，从纸本到绢本，上海博物馆的藏品，很多都印了木版水印画。最复杂的绢画当数明仇英的《秋原猎骑图》，余块木版，为刘海粟先生的藏本。改革开放时期印了长卷《唐孙位高逸图》《明代徐渭杂花图卷》，我离社后知道还印过《任伯年群仙祝寿图》（12屏，多块木版）。当时，还印了一批红色题材的作品，如《钱松嵒井冈山》《杨之光激扬文字》《黄纯尧银线横空谱新歌》等，使用全新的表现技法，即便今天看来也毫不逊色。
我认为，地处江南的朵云轩，20世纪50年代印的《明陈老莲花鸟草虫册》也很显工笔力度，而印制水墨写意画更显特色。如大幅的八大山人《双鹰图》、吴昌硕的《墨荷》、齐白石的《红莲鸣蝉图》都印得精彩，尤其是《徐渭杂花图卷》，绘14种花卉的长卷，墨彩淋漓，一气呵成，木版水印还原时悉仿原作，是很难得的。记得著名国画家朱屹瞻先生观后称赞不已，还为之题跋。我想朵云轩写意画印得好，恐怕和江南人对水墨的感觉有关系。60年来，朵云轩木版水印累计出版了多种，已成为上海出版的特色，有很多外宾来参观，我们也带去海外展览、现场演示，宣传中华文化。
印字帖闯出了出版之路
20世纪60年代的南京路朵云轩。
朵云轩成立之初定为企业，与上海书店、外文书店相仿。因正逢国家困难之时，朵云轩书画以及木版水印销路不佳。听前辈回忆，当时单位甚为困难，几近发不出工资，于是，经上海市出版局同意，开始出版书法读物。古代字帖不在版权期内无须支付版权费，又价格低廉，几毛钱一本，对全社经济有所周济，这在无意之中开辟出了我社的现代出版之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朵云轩改名上海东方红书画社和上海书画社。
年秋天，我社由企业改制为上海书画出版社，同时对外并用朵云轩品牌，才逐渐向专业美术出版社发展。
记忆中最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创办了《书法》《朵云》等4本杂志，在海内外影响甚大，也树立了我社的品牌。年，杜淑贞同志在我社当领导，支持周志高、黄简等同志出版了《书法》试刊。试刊后正式获批双月刊，封面由郭沫若题签。中国书法家协会创立于年5月，在此之前，我社几乎成了书法活动的一个中心。
紧随其后，由吴添汉老师推荐来社的吴惠霖老师于年3月创办了《书法研究》，又于年7月新办了《书与画》，都很成功。《书法研究》以发书论为主，《书与画》以书画爱好者为对象，一高级一普及。后来，戴小京主编《书法研究》、周阳高主编《书与画》，质量提高，在全国产生了积极影响。
年年末，续靖宇、黎鲁同志到我社任社长和总编辑，黎鲁非常重视朵云轩的品牌，有意创办《朵云》，意向之一是用这本大型季刊，把朵云轩传统业务和出版社连接起来，所以，初创期的《朵云》有很多篇幅介绍木版水印、文房四宝。但创刊经历了艰苦的过程，就是缺乏人才、资金和经验。黎鲁同志依靠茅子良等人加上自己直接参与栏目设计和组稿，于年出版了首刊。记得老画家的口述历史是一大特色，占每期很大比重，后来在此基础上出版过一套《朵云国画家传记丛书》，有王个簃、关良等10余本。后来，由茅子良转给卢辅圣接续主编，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影响海内外的大型国画理论刊物。《朵云》办过年董其昌国际研讨会，以及清初“四王”、元代赵孟等国际绘画理论研讨会，在专业圈做出了名气。
这四本刊物确定了我社在美术界的地位，尤其是《书法》，最多时期发行近40万册，《书与画》也发行过期10余万册。
找出路挖到挂历、教材、房产三桶金
年年末，蔡大抟同志担任社长，启用了一批年轻人，出版业务又得到发展。年，事业单位改为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蔡社长办社方向更为明确：一要提高经济效益，支持图书出版和改善员工生活。二要让书“站”起来，不能只出一些字帖、画片。这一阶段业务已有起色。
年，我接任后，继续朝着这方面努力。一方面把朵云轩拍卖做起来，一方面在出版社重点抓年挂历和美术教材两条产品线。
年挂历当时属美术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市场大，产品生产快，但销售期短，竞争激烈，也有风险。我社岑久发、张雄等人非常努力，有创意又有干劲，挂历由绘画转向摄影的转型比较顺利，在上海人美、画报和书画社3家激烈竞争中，我们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20世纪90年代中期，居家环境发生变化以及义乌个体户印挂历成风，我们挂历的饭碗被打碎了。好在我社在蔡社长手里就有考虑，后来加大力度，由郭载阳、周卫、孙介琛、李浩忠等同志先后参与组成一支写字和美术教材研发、审批、推销、印刷、发行的团队，有三四套教材拿到了国家教委的批文，在近20个省使用（独家使用或多本并列使用）。
当时，领导班子非常重视购置房产资源。于是，我们在年买下钦州南路出版大楼4层、年买下南京东路朵云轩大楼。我离社以后，班子又买下了延安西路的两幢办公大楼。这三处物业使我社资产倍增，同时也为以房养书埋下了伏线。
书也终于“立”起来了
祝君波（左）向杨仁恺（中）和劳继雄先生请教出版项目。
新记朵云轩至今60年，几代出版人都想把专业美术图书做起来。黎鲁任总编辑时，我是总编办主任，他常常对我说，书画社与人美社还是有差距。蔡社长当年很盼望我们的书能“立”起来。在他手里已布局出版《美术全集》书法（3种）、《美术全集·玺印篆刻分卷》（4种）以及《中国书画全书》（14卷）这类大书。在实力壮大以后，卢辅圣同志主持出版，李维琨、马荣华等专家先后加盟。年，我社初版书67种，到年已达种。后又经过长期努力，我社定位书画专业深耕不息，字帖、画册、技法、文献、理论等综合布局，才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出版体系，在全国美术出版风起云涌的竞争时代而独树一帜。年，我离社的时候，《中国书画全书》《美术全集·玺印篆刻分卷》《现代设计大系》（4卷）、《上海美术家系列画册》（10卷）、《海派绘画集》（4卷）、《明清书法大成》（4卷）、《近代书法大成》（4卷）先后完成。此后精品书、套书就更多了。近年来，我在上海书展时常留意自己老家的展区，看到在王立翔同志主持下，产品琳琅满目，精品迭现，甚感欣慰。
我在书画社积累的出版体会：一要坚守自己的出版定位，要有定力，不要东张西望，东摇西摆，持之以恒才能滴水穿石。二要正确把握经济收益和文化价值的关系。有了资金才可以支持专业美术出版、扶持木版水印，才能够解决职工住房等难题来稳定队伍，才能可持续发展。三要掌握市场经济的法则。图书产品不通过市场环节卖给读者，放在仓库里自吹自擂得奖的业绩；或者大搞捐赠活动，其社会效益也无法实现。市场既是利润来源，也是社会效益的实现方式。四是一个社的战略布局视野要开阔，眼光要长远，才能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立于不败之地。
正是基于这样的意识，当年全社上下齐心合力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年5月《出版经济》公布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年我国出版社百强排名表，我社四项指标均入全国名。其中，出书品种种居98位，图书发行数8万册居54位。
以传统书画为中心，一手抓出版，一手抓朵云轩转型发展，一直是我社的经营方针。年8月，我们成立了全国第一家艺术品拍卖行，年6月首拍开创了大陆艺术品拍卖的先河。在拍卖行成功以后，年起，我们又从朵云轩分离出朵云轩古玩公司、朵云轩文化经纪公司，超前谋划了未来的布局。
年，我离社以后，上海书画出版社（朵云轩含拍卖行）并入文艺出版总社。如今，我已退休，在纪念上海书画出版社成立60周年之际，作为一个出版人感慨良多。我为这一行业服务了46年之久，其中有28年在书画社度过，受到很多老领导、老前辈的关心和栽培，很多老师、同事的帮助和指教，回想起来，感恩不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