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秋，新四军截获情报，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和汪精卫决定在11月对苏中南通地区展开“扫荡”。对此新四军军部决定召集各军区主要领导，在南坎举行军事会议商讨“反扫荡”对策。
此次到会的各军区代表的级别都不低，除了陈毅、粟裕之外，还有谭震林、管文蔚、陈不显、叶飞、王必成、陶勇等后来的共和国知名开国将领。
由于会议性质特殊，关于会议的细节基本只有几名开会的人员知道，会议开完后，各个干部都沿着计划好的路线秘密返程。
然而正当会议刚结束时，粟裕收到了两包老炮台香烟。看到香烟盒后，粟裕立马脸色大变，迅速打开烟盒，里面果然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日方已掌握会议情况，准备伏击返程干部
粟裕来不及多想，直接吩咐警卫员：“快通知所有干部改道！部队马上集合，所有电台停止发报！”
粟裕（左二）
好在会议刚结束不久，很多干部都没走多远，于是纷纷改道并没有遇到危险，唯一差点遭殃的是苏中行署主任管文蔚。
当时管文蔚是走水路来的，也是从水路回去，粟裕收到情报时他已经上船了，于是粟裕立即派出海防团去拦截，但管文蔚原本路线中的弶港码头已经是日军的控制范围，管文蔚很有可能是一登陆就被会遭到伏击。
海防团的战士只能化装成渔民在海里寻找，足足找了4天才找到管文蔚，让他赶紧掉头在小洋口登陆，这才避免落入日军的圈套。
管文蔚后来回忆说：“当时看见渔船向我们挥网，我就知道一定是出事了。果然鬼子在弶港设了埋伏，而我们当时离弶港就30公里。”
日军此次的伏击计划全盘落空，但对于新四军来说是千钧一发，毕竟是好几位关键的高级干部，一旦出了意外，打乱的可不光是当时新四军的指挥系统，影响的可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发展。
而如此关键的情报，又是谁传递给粟裕的呢？
这个人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著名传奇地下党——施亚夫。
施亚夫
年16岁的施亚夫加入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他从工农红军14军转入南通特委，从事地下情报和兵运工作。
年施亚夫被捕，关进了南京老虎桥监狱，直到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轰炸机轰炸南京时，炸毁了监狱施亚夫这才趁乱逃了出来，越狱后直奔老家南通。
但出狱后的施亚夫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南通的党组织早就被破坏了，但施亚夫并没有放弃心中的信仰，而是和几个一起越狱出来的同志留在当地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一边发展力量一边寻找组织。
年3月，日军入侵南通，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施亚夫在当地组织20多个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唐闸工人抗日守土团”，施亚夫担任团长负责军事指挥。
一开始抗日队伍没有武器，不过恰好碰上了一群国民党溃兵，这群溃兵正苦于身上的军服会招来日本人的围剿，于是施亚夫就拿衣服去换他们的武器，没想到溃兵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施亚夫一下就拿到了20多支枪和多发子弹。
接着武装力量不断扩大，组成了“中国工农守土团”，同时也因为自身力量的壮大重新和组织取得了联系。
敌后游击队
年春，汪精卫成立汉奸伪政府并建立了一支伪军，为了扩充伪军实力，汪精卫四处招兵买马。新四军和地下党发现此时正是打入敌军内部的好机会，于是命令有着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施亚夫趁这个机会进入敌人内部，为敌后抗日提供情报。
为了能够吸引汪精卫收编自己，施亚夫先是在南通成立了南通县宪兵队和特务队，然后以这两支部队为基础，直接打出了“绥靖军第7师”的名号招兵买马。
此时汪精卫正愁找不到人，手里没枪心里很慌，不管是对抗日军队还是对日本军队，汪精卫为增大自己的话语权都必须加强武装力量。
“绥靖军”又名“治安军”，是在汪精卫伪政府出来前，日军设立的临时伪政府成立的军队。虽然一开始日军和临时伪政府的汉奸想成立一支正规军，但奈何能力不够，而日军初期入侵很快，很多“绥靖军”其实就是不受各方管控的地方土匪，所以真实背景很难去调查。
伪军
汪精卫听说南通有个“绥靖军第7师”后高兴地不得了，赶紧派出心腹少将参赞武官严济南去收编。
施亚夫见鱼上钩，就亲自将严济南迎进了所谓7师司令部的会客厅。两人一番客气的寒暄之后，严济南就问：
“亚夫兄，你这个乱世英雄让汪主席乐了好一阵，不知亚夫兄在何处高就？又何时把队伍拉到南通的？”
严济南不愧是个老谋深算的汉奸，看似普通的谈话，其实就是在打听底细，防备之心不显于表，暗藏于心。不过这一切也都在施亚夫的预料之中。
“鄙人早年在冯玉祥的部队做事，在上海打过仗，也流过血，但是就这官运不行，当到团长就上不去了。见没什么前途就回到老家南通，结果日本人来了，国军打不过就跑路，我看到一群溃军都想换衣服跑，我就拿衣服给他们换了80条枪，又拉起了自己的队伍……”
施亚夫早就编好了说辞，有真有假，听得严济南连连点头称赞。
不过严济南也不是那么容易好骗的，在酒席上，严济南提出希望到部队驻地视察一下，其实就是想眼见为实。
伪军
施亚夫也预料到了，就说：“我的部队都在海门、如皋一线，这些地方的新四军可厉害了，你去的时候可要当心点啊。”
说话间，窗外突然响起了枪声，听声音距离还不远，这下把严济南给吓住了，声音发抖，冷汗直冒，贪生怕死的本性给一下暴露了出来：“亚夫兄，这，这怎么回事呀？治安这么乱，在什么地方打枪？”
枪声是早就安排好的一场，但演戏还得演全，一名军官气喘嘘嘘跑到门口报告：
“报告师座，新四军游击队又进城捣乱了，我们该怎么办啊？”
施亚夫摆出很镇定的样子说：“别慌，去通知特务营来师部，保护好严长官，有了闪失我枪毙营长！”
严济南望着施亚夫，惊魂未定地说：“这新四军太厉害了，还敢进城搞破坏，这一线部队我看我还是不去了，亚夫兄你把你部队的花名册给我看看就行。”
施亚夫虽然吓住了严济南，没让他去部队视察，但他手下也就几百人，哪去整一个师的花名册。这下把施亚夫给难住了，但见严济南还没怀疑，就答应了，说要花点时间到各个旅去拿花名册，还要统计一下，让严济南等上几天，顺便在南通玩上几天。
伪军
暂时拖住了严济南后，施亚夫立马和副官跑到上海，买了一本电话簿和一本《百家姓》，又找来几本账本，雇了两个账房先生在新雅饭店的一个房间内开始乱抄。名字除了现在已有的人员以外，其他的都随便写，至于电话簿上的电话号码，就把前后数字颠倒后当成了枪支的编号。
三天下来，一本人的“绥靖军第7师”花名册就编好了。严济南看着厚厚的花名册大喜，一个满编的整编师，而且装备齐全，回到南京后在汪精卫面前好好称赞了一番。
不久后施亚夫直接被伪政府授予中将军衔，担任南通伪7师师长。
汪精卫为了考验、考核施亚夫，同时也是为了让伪军更加正规化，就让他参加了一个由日军顾问协助组织的军官培训班。
施亚夫在三个月的集训中表现十分出色，连日本人都称赞其文武双全，最终获得了汪精卫的高度信任，酒席上汪精卫还亲自向施亚夫敬酒，而这也被汪精卫的亲信认为这是器重施亚夫的表现，于是纷纷过来拉近关系。
汪伪政府
回到南通后，身居高位的施亚夫终于可以正式开始自己的地下工作，白天纸醉金迷、点头哈腰，晚上偷偷潜出、传递情报。
南通伪军的情报，以及日军的部分活动信息被新四军军部掌握得一清二楚。
不过由于一开始施亚夫是一个人在敌后孤军奋战，和新四军城工部接收情报的地下党同志不熟悉也不默契，还差点酿成大错。
起初，为了更加隐蔽地传递信息，施亚夫一般都用香烟和火柴表示敌情，比如一盒不满的火柴盒就表示会有一个小队的日军进行“扫荡”；一个满的火柴盒就表示一个大队；而一包老炮台香烟就表示日军会出动一个联队。
而为了防止内部有人叛变传递错误信息，也是为了情报保密，情报站负责交接情报的同志并不清楚香烟和火柴盒代表什么意思，只负责将施亚夫送来的东西转送给上级。
然而在年7月，施亚夫得知日军将出动10个联队的兵力对南通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后，就给情报站送去了10包香烟。
情报员一看这么多香烟，下意识地以为是敌后同志送来的慰问品，于是就自顾自地分给几个同志抽掉了。
新四军
当时新四军四分区司令员陶勇没有得到预警，面对日军的突然扫荡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虽然敌人的扫荡在新四军的顽强抵抗下被粉碎了，但是也给根据地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陶勇很气愤，新四军的首长们也很疑惑，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怎么敌后的同志没有提前得到情报呢，如果不是叛变，那很有可能是已经暴露了。
于是派人赶紧找到施亚夫问清楚什么情况，施亚夫也很纳闷，表示自己确实送了情报，最后在调查后才发现了这个大乌龙。
对此，上级领导狠狠呵斥了几名犯错的情报员，要知道他们手里的可是能救命的情报。
为了不再出现这样的错误，上级给施亚夫配了两个助手，一个在施亚夫身边当副官，一个在伪7师下属的一个团里当副团长。
有了同志的帮助，之后的情报传递就再也没有出过错。
扫荡中的伪军
年11月初，施亚夫被紧急叫到南京开会，南通日军最高司令长官小林信男亲自主持了会议。
会议上小林信男拿出了一份情报，即新四军高层在南坎秘密开会的情报，情报细节非常详细，连各个干部的来回路线、经过抵达时间都有。
小林信男在会议上当即决定派出日军4个大队和伪军2个师在新四军干部回程路上进行伏击，妄图一举捣毁新四军的指挥中枢。
施亚夫听到这个消息时，虽然表情表现得很兴奋，但是内心却万分焦急，这可直接关乎到新四军的命运，而且很明显新四军高层机关内部出现了问题。
在会议休息时间，施亚夫冒着极大的风险写了张纸条让副官回去送信，稍有不慎自己和副官的性命就会不保，而且当时很难去判断小林信男开这个会是不是在故意引出参会人员中的地下特工，但是管不了那么多了。
幸好日军似乎并没有怀疑伪军的高级军官，情报传递地很顺利，于是施亚夫决定借着这个会议的机会挖出潜伏在我军内部的间谍。
新四军
会议结束前参会人员都拿到了一杯酒，小林信男信心满满提前祝贺胜利，而施亚夫则单独来到小林信男的面前，说：“将军，以我所见，这杯酒可能喝早了。”
“怎么？你是在怀疑我的部署？”小林信男有些不高兴。
“不是的，我非常相信你的能力，消灭新四军不过是迟早的事。只是我比较怀疑这次情报的可靠性。”
“哦？何出此言呢？”
施亚夫指着地图说：“将军你看，这个南坎是个海滩，北面和东面都是海，没有隐蔽的地方，一旦被围住根本逃不了，我不认为新四军的首脑会傻到聚集在这里开会，这点常识他们应该是有的。”
小林信男看着地图沉思了片刻：“你说得有点道理，不过我还是相信我们的情报员，他是特高课安插在新四军的报务员，情报来源百分之百可靠！”
施亚夫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于是赶紧赔罪：“将军，我就是一点点拙见，虽然可能是错的，但本质还是为了让皇军少费点精力，若有冒犯，还请谅解。”
新四军
回到师部后，担心首长安危的施亚夫又写了一份情报交给副官去传递，提醒警惕内部的敌人。粟裕接连收到两次警告深知情况紧急，先是通知各个干部改编形成，然后命令部队关掉电台防止再有情报泄露遭到跟踪。
半个月后，新四军挖出了潜伏在我军的间谍。日军先是扑空，随后损失了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立马怀疑是自己的内部出现了问题。
不过幸运的是，由于施亚夫此前在会议上的“提醒”，反倒洗清了自己的嫌疑，还让小林信男对他更加信任。
不过在找不出伪军内部潜藏的地下党的情况下，小林信男采取了改编部队的做法，打乱整理编制，让地下党拿不到机密情报。
于是原有的伪5、6、7师被撤编，重新组建了一个新的伪34师，施亚夫任参谋长兼团团长。
伪军
小林信男的做法虽然打乱了新四军在敌人内部的部署，但是施亚夫这个位置依旧还是提供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情报，使得日军的扫荡屡屡扑空。
年初，小林信男终于怀疑到了施亚夫的头上。
1月2日，施亚夫回家时碰到了伪34师副师长范杰的夫人潘宜娟，潘宜娟告诉他：“今天下午我在师座家打麻将的时候，听说有人告诉小林长官你原来是红军14军的一个营长，现在造谣的小人可多了，你得当心有人背后使坏！”
施亚夫知道自己可能已经暴露了，心里非常紧张，不过在潘宜娟的面前他还是表现得很自然，还假装有点生气：“谢谢你的关心，这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了去了，他们说是那就是吧！”
回到家后的施亚夫立刻发了紧急电报，第二天叶飞带着朱克靖亲自来见施亚夫，同时传递新四军首长的命令。
“施亚夫同志，粟裕决定你于本月11号率部队起义，正大光明地回来，同时也可以影响其他伪军部队，方便我们展开宣传工作。你这边还有没有其他意见？”
“我服从命令！”
“好，起义当天我会派独立团在城外接应你，但这段时间你不能放松警惕，这是黎明前的战斗！”
新四军
终于可以回到部队了，施亚夫非常高兴，起义的工作早就准备得差不多了，就等时机了。
施亚夫一边继续准备起义，一边排查自己身边的人，因为按照小林信男的习惯，这个时候肯定会派人来盯着自己。
果然他抓住了师部副官处处长王宜山，一番审讯下，王宜山交代了他知道的所有信息：小林信男将在1月6日以开会的名义抓捕施亚夫，从1月3日起全城戒严，没有师长田铁夫的命令，谁也不许出城。
施亚夫将这个情报通过城内地下党汇报给了叶飞，叶飞随即命令将起义时间提前到1月5日。
1月4日晚，田铁夫请施亚夫去他家里打牌，一开始施亚夫以为这是小林要提前行动了，但如果不去肯定会引起怀疑，而现在离起义还有一段时间，绝对不能因为自己打断起义过程。
于是施亚夫一咬牙决定去看看情况，同时告诉负责起义的其他同志，一旦自己出事，起义就交给他们负责，一定要把部队带到根据地！
施亚夫
施亚夫带着一箱钞票来到田铁夫的家里，还好田铁夫真的只是想打牌。施亚夫心里长舒一口气，将自己带的钱全都输给了田铁夫，这时他一看表，凌晨3点了。
施亚夫一脸委屈地说：“师座，你看我今天已经没得输了，今晚铁定时搬不回来了。”
“好，那今天就放你一马，明天再来决一死战！”田铁夫笑嘻嘻地数着钞票，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施亚夫回到自己的住处，回来时还派人把田铁夫的专车给偷偷开了回来。
凌晨4点半，起义开始，起义部队整整齐齐迈着步伐来到南城门。
守门的哨兵拦住队伍说：“没有师长的命令不能出城！”
开着田铁夫专车的司机探出脑袋骂到：“你瞎呀，看看这是谁的车，师座就在车上，你再不开门，脑袋还要不要了！”
哨兵一看是师长的车吓得不轻，而且除了师长的专车，后面还跟有参谋长的专车，架势不小，没敢多问就赶紧开了门放起义部队出了城。
晚年施亚夫
施亚夫的起义在南通伪军中引发了连锁效应，加上我党地下工作的出色发挥，1月到2月的时间，有先后多伪军起义或主动投诚。
而关于施亚夫起义的举动，法国广播电视台将其当成了东方反法西斯战场的案例，一连广播了两三天，称法西斯内部已经动摇了，胜利指日可待！
施亚夫在敌后4年，表面上纸醉金迷，奢侈浪费，但实际上每天提心吊胆，每一次情报的传递都如同在过鬼门关。起义成功后，施亚夫如释重负，心里的喜悦一般人可是没办法体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