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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若说第一次关系破裂发生于年的话，那么真正的决裂则在两年之后。年，在竞选美国参议员的过程中，伯尔击败了汉密尔顿富有的岳父菲利普·斯凯勒——他通常被人们视为汉密尔顿的支持者。当时纽约州宗派式、准封建式的政治生活中派别林立，各个派别联合起来将在任的菲利普·斯凯勒赶下了台。两人的关系自此就每况愈下了。伯尔利用自己在参议院的地位来反对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然后又对纽约州内一次有争议的（可能是非法操纵的）州长选举做出了对汉密尔顿支持的候选人不利的决定。
因此，汉密尔顿于年反对伯尔竞选副总统，两年之后又成功阻止他被提名为美国驻法国大使。最具戏剧性的冲突发生在年，当时伯尔与杰斐逊共同参加总统竞选。伯尔作为杰斐逊的竞选搭档，拉来了纽约州选举团的大多数选票，最终使杰斐逊竞选获胜成为可能。由于选举团选举出现了巧合（这种巧合已经被第十二修正案修正），伯尔和杰斐逊得到了相同数量的选举团票，这样就无法确定到底是谁获胜，致使选战最后打到了众议院。汉密尔顿游说众议院的联邦党人议员，让他们支持杰斐逊而不是伯尔。这个举动可能对最终结果有着决定性影响。
最后，年，在纽约州州长竞选中，汉密尔顿又成功阻止伯尔竞选一个他本来就没有希望获得的职位。简要回顾伯尔和汉密尔顿之间的敌对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背景知识，但是要充分明白伯尔最后为什么会提出那些指控，以及汉密尔顿为什么私下承认这些指控是正当的，我们就必须知道，汉密尔顿究竟具体说了伯尔些什么。这整个期间，汉密尔顿结下了大量政敌，他对他们提出了极端严厉的批评（反之亦然）。实际上，汉密尔顿的主要政敌是杰斐逊而非伯尔，其次是约翰·亚当斯。这不仅符合逻辑，也符合政治，因为杰斐逊是当时处于反对党位置的共和党的名义领袖，而亚当斯则是联邦党内温和派的领袖。
这些人认为汉密尔顿的政策有时候过分了，而且他那种好炫耀卖弄的处世风格总是令人不快。但是在汉密尔顿的无赖名册中，伯尔总是占据着头号位置；汉密尔顿对他的评价，确实非同一般。汉密尔顿对杰斐逊的主要指责是，他是一个秉持一套误导民众的政治原则的空想政治家；对伯尔的主要批评是，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原则。伯尔是“毫无原则的，不论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还是私下里，都是如此”。汉密尔顿宣称：“这个人唯一的政治原则是，利用一切机会爬上全国政治的最高层，现实能让他爬多高，他就会爬多高。”
汉密尔顿对伯尔品格的零星指控几乎也是同一腔调：“在私人生活中毫无原则，在经济上陷入绝望之境”“日常举止是暴君式的”“已经无可救药了”。这些言论都散见于汉密尔顿年代的书信中，而且它们可能不过是他向联邦党同僚表达的、未记录的对伯尔全部评论的一小部分。汉密尔顿对伯尔全面且记录更完整的指责发生在年末和年初，当时众议院正在就伯尔和杰斐逊的总统竞选僵局进行辩论。每个人都知道杰斐逊是汉密尔顿不共戴天的政敌；杰斐逊简直就是上帝安排的让汉密尔顿难以捉摸的人物，其使命就是颠覆汉密尔顿旨在建立一个强大联邦政府的宏大计划。
因此，汉密尔顿对杰斐逊的强烈支持，并称“目前来看并不是一个那么危险的人”，而且拥有“还算正直的品格”，都不过是他蔑视伯尔的潜台词。“至于伯尔，则几乎一无是处，”汉密尔顿这样说道，“甚至他最亲密的朋友也对他的个人品格不敢苟同。除了打劫国家，他无法在经济上翻身。除了个人扩张之外，他的政治原则没有任何其他源泉或目标……只要可能，他肯定会搅乱我们的制度，以获得永久权力和随之而来的财富。他就是美国的喀提林。”
我们有必要在汉密尔顿提到喀提林的地方做个短暂停留。一方面是因为当代读者可能对这个名字不熟悉，以至于无法把握他的意思；另一方面在于独立战争那一代的政治领袖们对这个词是如此熟悉，以至于根本就不需要做什么解释。将伯尔比作喀提林，汉密尔顿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终极指控。喀提林腐化堕落、奸诈阴险，几乎颠覆了罗马共和国；其举止作风放肆、浪荡，致使西塞罗发表关于美德的演说，这次演说被数代美国学生熟记于心。共和国早期的政治领袖中，没有人需要被提醒喀提林到底是什么人。他才华出众，却是共和政府的恶意颠覆者。
如果独立战争那一代的每位政治领袖都自认为是古代希腊或罗马英雄的当代化身，那么华盛顿会是加图或辛辛纳图斯，亚当斯会是梭伦或西塞罗，但是绝没有人会希望自己是喀提林。伯尔符合喀提林这一角色吗？汉密尔顿对伯尔的指控是真实的吗？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问题，然而考虑到伯尔那无与伦比的掩盖动机、隐蔽路线和销毁私人信件的技能，要清楚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是不现实的。但引起汉密尔顿注意的伯尔的政治行为，绝对容易让他被人指责为美国的喀提林。不论是在纽约州的政治迷宫中，还是全国层面上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的党争中，伯尔都有着让自己处在敌对派别中间位置的绝对天才：这样他就可以随时投靠最需要他的那一边了。
年的总统选举是伯尔此种行为最显著也最具政治意义的例子。伯尔让众议院对选他还是杰斐逊为总统进行了三十六次投票，但在整个过程中，选举团的大多数人早已明确表明倾向于选择杰斐逊。伯尔可能以没有积极寻求联邦党的帮助来为自己辩护。然而，他也从来没有拒绝这种帮助。毫无疑问，他这种难以理解的沉默带来了不良后果，因为这使众议院做出安排的时间延长了，而且也使杰斐逊确信伯尔是永远不可信任的。
他将自己置于政治派别斗争的中间地带，可以说这是他具有独立性的迹象。就像华盛顿一样，为伯尔辩护的人可能这样说，伯尔拒绝让自己的政治信念为任何党派服务。然而，当华盛顿试图超越年代的意识形态战争时，伯尔似乎倾向于在敌对阵营幕后活动，然后突然出现在承诺给他更多好处的一方中。若华盛顿是那种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典范式领袖，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伯尔就是华盛顿的对立面：他利用公共利益来为自己高深莫测的目的服务。
至少在汉密尔顿看来是这样。好像是为了证明他在年总统选举危机中的可疑行为并无任何不妥，伯尔在年竞选纽约州州长时又重复了这种行为。尽管当时还是杰斐逊的副总统，伯尔已经意识到，共和党人打算在杰斐逊竞选总统连任时甩掉他。因此，当纽约州的联邦党领袖找到他，希望他能够成为纽约州州长竞选的候选人时，他表示愿意改变党派关系、以联邦党人的身份参加竞选。就是这个决定让汉密尔顿再一次将伯尔比作美国无原则的喀提林，而这番话又导致了含有“卑劣”这一冒犯性词语的报纸文章。
但是，这不过是这个故事的一半而已。那些新英格兰的联邦党领袖之所以愿意招纳伯尔，是将伯尔当作他们一个更大计划的一部分，其目标无异于要瓦解美利坚合众国。（当亨利·亚当斯说“合众国早期政治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时刻”时，他指的就是这个计划。）他们计划让新英格兰在杰斐逊连任之后脱离出去，同时占领纽约；接着与分离主义运动联合起来，建立一个联邦党控制的、由北部诸州组成的邦联。伯尔在形式上的确拒绝做出将纽约交给分离主义者的任何承诺，但他同样也不会拒绝这种阴谋。
汉密尔顿知道这些联邦党人的计划。这个计划可不是什么由边缘人物炮制的半生不熟的计划。实际上其参加者包括新英格兰的几位联邦党参议员，而且前任国务卿蒂莫西·皮克林也卷入其中。“我这里要表达的只有一个观点，”汉密尔顿警告那些联邦党同僚，“这个观点是，分化我们的帝国将是一个重大损失……不会有任何可以抵消这种损失的好处。”当汉密尔顿被告知，新英格兰的联邦党人正在等待他这位老牌领袖做出支持这个分离主义计划的表示时，汉密尔顿清楚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告诉他们，这是我说的，也是我请求的。
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停止这方面的讨论，停止分裂国家的威胁。只要可能，联邦就必须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以联合整体的形式存在。”决斗前一天晚上，汉密尔顿写了最后一封信，这封信的目的是要驳斥那种萦绕在那些联邦党人脑海的组建独立北部邦联的妄想。事实上，这个妄想直到年哈特福德会议使之暴露无遗，才彻底失败。因此，汉密尔顿似乎认为伯尔在很多方面都和自己很像：野心勃勃、精力充沛，具有一种天生的战略直觉，而且愿意冒政治风险。汉密尔顿清楚伯尔的影响力，因为他感到自己体内悸动着相同的个人品质。
结语
两个人都对这个刚刚建立的共和国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有着敏锐的把握。汉密尔顿反对伯尔时使用的夸张语调，很大程度上不是来自对伯尔的强烈厌恶本身，而是源于这种担忧：这个不稳定的襁褓国家可能无法抵御伯尔的聪明才智。在这个向一个稳定形态摸索前进的政治文化中，伯尔呈现出汉密尔顿那样肆意的勇气和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