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年11月至年4月，东北暴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鼠疫，在6个月里，有6万多人死去。这段惨痛的往事，以及医学博士、“鼠疫斗士”伍连德的名字被历史铭记。但像伍连德这样的大医，对其记述主要是在一些学术专著和一些非虚构回忆录里。
马伯庸（出版社供图）
年9月，作家马伯庸推出最新长篇小说《大医》，再现晚清一群“苍生大医”的故事。用文学追踪历史，用通俗艺术表达深刻思想，是马伯庸最擅长的事情。通过高超的叙述艺术，将像伍连德这样的“大医”们从故纸堆里显影到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中，是马伯庸这次写作的殊为可贵之处。
出版方透露，上部《大医·破晓篇》上市一周就破万元销售额，下部《大医·日出篇》预计11月底出版。
马伯庸的写作路子擅于在历史素材中寻宝，挖掘和捕捉历史的某个耐人寻味的真实细节当成写作的“药引子”，然后发挥自己的理解、想象和表达力，重构成篇。这种路子非常符合一个高度职业化作家的定义，其作品数量高产，质量稳定。
年，马伯庸受邀到医院为职工做一场文化讲座，顺便参观了院内的院史馆。他惊喜地发现，这个院史馆不简单。馆内的历史文献、照片和少数文物等，在其他人看来，或许会觉得枯燥。但天生就是吃历史小说这碗饭的马伯庸，却从中敏锐地嗅到历史与文学结合散发出的魅力气息。在他看来，几乎每一件都能勾连到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事件、大人物，串联成一条隐线，与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如影随形。“作为一个创作者，尤其是一个历史小说创作者，我感觉到，这绝对是一个上好的题材。想想看，医院或一个医生的视角，去审视那个时代，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
年12月31日，他把《两京十五日》的定稿交给编辑，甚至没等到次一年的新年，就急不可待地打开一个新文档，郑重其事地敲下“医院，第一章”几个字，正式动笔。他要讲述近代中国第一批红十字会医生在乱世中奔走救亡的故事。
几个月后，新冠疫情的到来，让马伯庸犹豫起来：这个时候写医疗题材，很容易被不知来龙去脉的人误以为是他在蹭社会热点。历史上的中国多次面临公共卫生危机，曾有许多白衣侠士挺身而出，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拯万民于水火。可是当马伯庸把自己搜集来的素材讲给周围的人听，很多人听完后都感叹一句：“原来还有这样的事情。”这种反应又催生出一种奇异的责任感，促使他决定写下去，“既然我接触到这些资料了，既然我也被他们感动，为什么不把这种感动传递出去呢？”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写道：“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这段话与《希波克拉底誓言》的精神是一致的。马伯庸意识到，医生的品德与责任，是所有人类文明的共识。这更促使他把《大医》完成。
用“时间限定”的写作技法
艺术再现中国第一代公共慈善医生
整部书主线就是几位少年医学生。一个在日俄战争中死里逃生的东北少年，一个出身上流社会的上海少女，一个在伦敦公使馆里跑腿长大的广东少年，3个出身、性格、际遇各不相同的年轻人，因为一份大清加入国际红十字会的电报，产生了命运的交集，他们选择了同时踏医院，从此进入沉浮跌宕的医海生涯。
在清末的大变局时代，3医院先后多次组织队伍参与上海鼠疫、皖北水灾、武昌起义等抗疫救灾活动。百年前的时局跌宕起伏，他们互相扶持，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和险境。马伯庸巧妙地将3个主人公的命运牵扯进这些真实的历史事件中，从蒙昧天真的少年逐渐成长为出色的医生，医院的诞生和发展，以及中医院及医疗的起步。
马伯庸善于使用“时间限定”这个技巧。比如在《长安的荔枝》是写在唐代的11天把新鲜荔枝从岭南运到长安，《两京十五日》要在明朝的15天里从南京赶到北京，《长安十二时辰》的故事则在天宝三年元宵节的12个时辰内上演。
这次也不例外。年轻医生们初出茅庐的第一次任务收治皖北水患的灾民时，他们就面对一个极限挑战——在6天内查清灾民们身上是否携带传染病的病原。医疗小队面对成百上千的灾民，问诊、取样、化验、细菌培养、显微观察……一番抽丝剥茧的推理后，终于在最后关头靠专业和智慧找出了疫病的元凶。
外行写内行
“医疗细节的描写，就让我愁得几乎秃头”
《大医》将笔触伸进了一个作家很少触及的全新领域：中国近代医疗史。跟一般历史不同，医疗的专业性很强。没有任何医学背景的外行，怎么写好内行的细节呢？马伯庸很快意识到，自己低估了这个题材的创作难度。他在创作后记中透露：“单单医疗细节的描写，就让我愁得几乎秃头。”
马伯庸没事儿就去医院找医生朋友聊天，医院让朋友误以为他是不是生了啥病。他把市面上能找到的相关资料都扫荡了一遍，翻遍了学术文库、二手书市场和各地图书馆，还进入医院的旧档案库。从清末出版的《药学大全》到20世纪60年代的《赤脚医生手册》和《农村常见病防治》；从余新忠先生的《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到马金生的《发现医病纠纷：民国医讼凸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从《吴淞卫生示范区档案》到《红十字会历年征信录》……一一啃过后，他甚至考虑过找个医科大学报一门基础课，学上一两个学期。
他还向优秀的医生朋友请教。但医生的优秀基本帮不上忙。因为为了写小说了解医学，不光要了解正确的医学知识，还要知道一些错误或者过时的医学知识。每一个时代的医学发展情况都是不同的，以往的医疗理念与我们所熟知的常识可能并不一致，“很多场景下，我需要的不是现代的正确做法，而是错误的处理方式，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马伯庸举了两个例子：比如输血，年医疗界才初步有了“血型”的概念，年医生们才普遍接受输血与受血血型必须相同。如果作者要写年一位医生进行输血操作，就必须让他不验血型，抽出血来就用，而且必须现场抽新鲜的，因为没有抗凝剂——这在现代医学观念里是错误的，但这才是那时的真实情况。再比如盘尼西林（青霉素的旧称）在年美国才实现量产，年之前的中国主要是靠磺胺来抗菌。如果他写一位抗战义士被医生打了青霉素，显然是错误的；在年墨菲氏滴管发明之前，输液无法调节速度，所以只能用于紧急情况的辅助。那种满满一屋子男女老少打吊针的场景，要20世纪30年代后才可能出现。
幸运的是，马伯庸得到了相关专业人士的巨大帮助。比如医院的靳建平副院长非常支持马伯庸以医院为小说的创作核心，为他提供极其宝贵的一手资料。苏州大学的池子华，是中国红十字会历史研究专家。为《大医》里面的史实细节把关，并出具了一份正式的审阅报告。医院的杨震医生收集的医院的就诊券、伪满洲国牙医的执照、重庆医科大学的患者名册、广州护士学校的毕业合影，也对马伯庸感受大时代风貌，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