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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庆
前言
刘晓庆自在影坛上成名以来，几十年间有过太多的神话，太多的奇迹，太多的事件，可以说正是这一次又一次的“出人意料”聚集在一起，才拧合、裂变成了蔚为壮观、玄妙无穷的“刘晓庆现象”。
据说，在日本，就有人专门成立了一个组织机构，专事研究“刘晓庆现象”。
而国内，当年围绕“刘晓庆现象”的争论、研究，也一直是社会的热点。
作为被研究的对象、争论的焦点人物，刘晓庆当初只是被动地回避。但时间一长，刘晓庆自己也醒过神来了：我辛辛苦苦打造出来的名牌，与其被你们这样评头论足、说来道去，把我的形象还损坏了，不如我自己写出来，以正视听，还可扩大名气，赚到稿酬。”
可是写什么呢？
“我想写出一个真实的我！”在《我的路》中，她这样写道。
那时的刘晓庆，已经不再是一个单单纯纯的影视明星了，她的成就已远远超出了电影的范畴，她的名气也远不止来自于其在电影艺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刘晓庆
刘晓庆成为明星文学和隐私文学的“宗师”
刘晓庆要自己出书，可是该写什么呢？
她要写的，虽说都是她个人的私事，但因为抓住了时代脉搏和人们对大明星隐私的好奇，因此，她写出的东西在当时真的样样火爆！
有人分析，当时刘晓庆写作、出书在中国文艺界、文学界及大众中造成的轰动和震惊是任何一位名人都无法与之比肩的。她创造的出书神话不仅在于她是第一个写自传的影人，还在于她的作品本身内容、写作方式乃至表述的语气引发的各种争议，还有她宣扬的思想内涵及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等等。
她尽管创造了如此精彩的神话，但从她的第一部作品《我的路》一问世起，便从来没有断绝过反对的声音。这些声音或大或小，或激愤或蔑视，或客观或偏颇，但这些反对的评论文章却有个共同的地方，这就是由此让人们更多地知道了刘晓庆及刘晓庆的作品。
一句话说，刘晓庆因此而知名度大大提升了！
《我的路》封面
早在年，王忠明就曾在《“路”之评——敬言刘晓庆》一文中就指出：“家喻户晓”的刘晓庆，这种知名度并不全来自她表演上的成就，也含有畸形的因素。
“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法国思想家福柯的名言提醒人们，去看一看讲述刘晓庆故事的年代是什么样的吧！
20世纪70年代末，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代。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向世界打开国门，商业化大潮汹涌而至，令社会全方位转型，上至政治经济文化，下至衣着言谈举止。经济的发展，国门的打开，社会的转型给中国人展示了一个“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新世界。
刘晓庆第一次婚姻的年代，结婚必须经过双方单位的组织调查予以批准后才被众人认为是合法的。那时候，个人的一切属于单位，组织的认可大于法律的认定。结婚如此，离婚亦然。
但已成为公众人物的刘晓庆，却敢于在把离婚划在不道德范畴的年代，个性鲜明地抛弃己所不爱，大胆追求己之所爱。
刘晓庆
第二次婚姻的开始以及后来的最终结束，这一时期的社会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大改变了人们生存条件及以此生存条件为基础建立的道德价值体系，世界各种文化也随着日益发达的大众传媒入侵和渗透，使得刘晓庆的个人问题再次被社会化。
这事实上划岀了一道个人隐私与组织干预的分界——大众对离婚的逐渐认同和干涉力量的弱化，故而刘晓庆的婚姻成为那一时代的标本。
由于电影文化水平的普遍低下，再加上社会风尚偏移和落后，在观众中未必有多少人真能或真去欣赏刘晓庆扮演的角色，然而却一定有那么多人去毫不费力地（毫不负责地）谈论她的离婚、她的交际、她的“作风”云云。
五花八门的猜忌与谣传以及庸俗不堪的窥探，以讹传讹等，远比刘晓庆的表演实绩更能迅速地蜚声于世。
在此情况下，刘晓庆“不负重荷”，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辩护，《我的路》由此诞生。
刘晓庆选择了一个最适合的讲述故事的年代，因为这个年代最可能让她的故事造成轰动与侧目。而她讲述故事的口吻，无疑会使习惯于墨守陈规，谨小慎微的大多数国人难以接受，这一切都在刘晓庆的预料之中，她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所以她写书了，义无反顾、“视死如归”地写出了她想说的话。
刘晓庆
刘晓庆抖露隐私的创作初衷
文学来自于生活，但对于刘晓庆来说，它还来自于策划和勇气。
一个人写自传，其决定因素往往不在于其有没有文学功底和文学兴趣，而在于其生存的社会环境，个人遭遇及有没有诉说、展示自我的强烈愿望。
刘晓庆为什么写《我的路》呢？这在她自己事后的言论和各种文章中都可以找到充分的说明。
刘晓庆是这样解释《我的路》诞生的心理因素的：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当然也绝不例外。由于各人的性格各异，每个人的缺点也不相同。我桀鹫不驯，不合潮流，不是个唯命是从的乖孩子，不思悔改，招来众多人的非议是自然的。”
刘晓庆
由于电影《瞧这一家子》、《神秘的大佛》招至无数非议、谣言的刘晓庆，又因为《原野》一片在国内禁映再次处在谣言的中心，各种无端的猜测和传闻不胫而走，愈传愈玄。
有人说该片拍摄了两个版本，其中有一个版本是刘晓庆拍了许多床上裸体的镜头；有的传闻绘声绘色地说刘晓庆为了扬名，心甘情愿、大大方方主动要求拍床上镜头的戏；许多人相信，刘晓庆正是因为拍了裸露镜头才和丈夫不和、闹离婚的……总之，在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中，刘晓庆比以前更加“不正派”、“近于无耻”了。
香港的一家杂志登出了类似的消息，日本的报纸转载了这一“特大”新闻，甚至国内也有刊物登载。
毋庸讳言，刚刚成名的刘晓庆会因此受到多么大的打击，在心理上背上沉重的包袱。而且，刘晓庆又在同时与丈夫王立离婚了，人们对她的印象自然可想而知。
刘晓庆
在当时的中国，离婚是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那种陷于众人指指点点的日子，使刘晓庆痛不欲生。刘晓庆说：“我已经十分不幸了，可是最不幸的还不是由于离婚，而是因为离婚的是一个女明星。”
尽管刘晓庆一再提醒自己不要被这些毫无根据的流言所牵累，而要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艺术的天地中去，但现实却让她得不到一分钟的安宁。无论她走到哪，总有人对她指指点点在暗地里戳她的脊梁骨；当着她的面，人们也投以怀疑、厌恶的目光，似乎很害怕沾了这个“坏女人”的邪气。
在拍戏所住的招待所房间四周，常常聚满了好奇的人们，他们不厌其烦地打听、传说刘晓庆的风流韵事，对她离婚的细节细加盘问。而刘晓庆则只好对那些“不怀好意”者一次又一次重复自己离婚的真正理由，期望得到别人的理解。
可是不管她怎样诉说，人们仍然捕风捉影地从她的话语中找漏洞，再把她的话当作珍贵的秘闻四处传播，很快地，又成为面目全非的传言。
处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氛围之中，刘晓庆自然无法集中精力拍好戏。她难过、委屈、欲辩不能，可谁又能理解、相信她呢？
刘晓庆
更让她痛苦的是，由于这些传言，北影厂在公布她为年的先进生产者后又将她刷了下来；电影家协会迟迟不能批准她加入；人们把她越描越黑，大有把她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潘金莲”加以唾骂、批判的架势。
就是这种背景让刘晓庆产生了写书为自己澄清的念头。
在被令人窒息的流言蜚语包围的日子里，刘晓庆曾无奈而悲哀地写到：“也许到死的一天，社会以及我的观众们都不知道我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的。”
于是她开始奋笔疾书，她要让人们明白，为什么“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
刘晓庆
刘晓庆出版《我的路》轰动全国
刘晓庆的第一部作品一经发表，就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时间，不仅普通大众买书、看书，就连各种媒体也参与到《我的路》大讨论、大声讨、大批判中。一些名记、老记纷纷投身其中，刊物上的连载、述评、读者来信更是连篇累牍，令人目不暇接。
客观地说，一个人写自传并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表述方式直接，狂妄一点也只是个人的事，读者会以自己的标准来予取予舍。可刘晓庆不是个普通人，她“讲述故事”的年代恰巧又是那样一个年代，所以《我的路》所造成的影响也就不足为怪了。
刘晓庆认为《我的路》真正引起反感和轩然大波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胆敢“不遵祖训”，刚到30岁就写了一本自传。我哪里敢写自传？只不过是我的反抗和发出的呼吁，如果不反抗，不呼吁我就会去死。事情就这么简单。
不管刘晓庆承认不承认，《我的路》是为自己写传，客观上已经造成了这样一种事实：连名气很大的老演员白杨、张瑞芳等，都还没有写自传，而刘晓庆居然写了。刘晓庆开创了明星写自传的先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刘晓庆给众人搭了一座被人评说的平台。
刘晓庆
尽管骂声遍地，但是《我的路》在社会上引起的不同反响，却使刘晓庆更广泛、更深入地走进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心中，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同时，《我的路》也使刘晓庆产生了质的变化。一方面是刘晓庆的知名度迅速提升，另一方面是刘晓庆本人的性格、思想的转变使刘晓庆在事业舞台、社会舞台上的表演更加放得开，更加“随心所欲”了。
而另一方面，刘晓庆由单纯的电影人一跃而成作家、文化人，使她的地位一夜之间上升了一大截。她第一次有了读者，而且读者来信犹如漫天飞雪，那些鼓励、支持、赞赏的语言使刘晓庆热血沸腾，她第一次感受到被支持、理解的滋味，激动得不想吃饭、睡觉。
但与此同时，全国的大报小报则展开了对她个人空前激烈的批判，对刘晓庆写个人自传，标榜“个人主义”持全面反对态度。
经过这次“炼狱的磨难”，刘晓庆悟出一个道理：面对公众及媒介，不应再轻信，也不必按别人的要求约束自己。她明白即使再循规蹈矩，人们也不会相信她，还不如甩开包袱按自己的思想无拘无束地生活来得更洒脱。
更重要的是，她知道了自己是个电影明星就要与众不同，并开始懂得了如何做一个电影明星。据此，她“大义凛然”地为自己定了新的生活法则：不要浪费自己的青春，每一分钟都要用来挣名或是挣利。
刘晓庆
刘晓庆一个标题卖了万
自《我的路》开始，刘晓庆算是正式在文学这一块领域里树起了自己的牌号。她不仅以此书创下销量的神话，还凭此书形成的巨大影响进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名册薄，成为了堂而皇之的“明星作家”。
从此以后刘晓庆不断有新的文章和作品问世，只是其号召力远不如《我的路》。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刘晓庆并没有就此江郎才尽，她在自己充满动荡与刺激的生活里暗暗酝酿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学变革”。
刘晓庆
年底，在深圳文稿拍卖会上，刘晓庆一个不足20个字的标题竟以万的天价成交。这对于中国文坛及中国人民而言，不亚于又一则“天方夜谭”，令所有知道这条消息的人都惊诧莫名，百思不得其解。
这个书名的标题就叫《我的自白录：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
应当说，此举所造成的震撼和其间所蕴含的意义都是极其宝贵的。仅仅一个短短的书名竟卖出了众多大小作家书稿数十倍的价格，这无疑向世人表明，单纯的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无法与明星“文学”匹敌。
这一次以拍卖的形式成交，以纯商业的方式进行明星文学的出版发行操作，刘晓庆又为中国的明星们踏出了一条金色的大道。人们不得不承认刘晓庆在中国明星们的生财之路上是先行者。
刘晓庆
在《我的自白录》中，刘晓庆对这本书的标题拍卖过程有过简略的记述。标题定下来以后，她对拍卖的前景并不抱什么希望，一来以几个字的标题作拍卖品尚是新生事物，二则深圳一向文化业不太发达，所以她竟逐渐淡忘了此事。
没想到几个月后翻阅报纸，她竟发现自己的标题在深圳拍卖出了17万的高价。
她更没想到，那位以17万购得她的标题的老板从此再也安生不下来。当天就有人打电话找那位老板，提出愿以50万现金买刘晓庆的书的标题。
紧接着不断有人与他联络，那个16个字标题的价格也一路上涨，60万、70万、80万……有人戏称，这位老板拥有一张深圳最大的股票。
结果，刘晓庆应组委会的邀请再一次来到深圳，商洽拍卖事宜。在深圳，刘晓庆与另一位老板，她的同乡魏晓霖面谈。
“万。”刘晓庆一口报出这个她蓄谋已久的数字，一定发”，刘晓庆要的是这个吉利数字。
再次令心中打鼓的刘晓庆没有预料到的是，魏晓霖竟干脆地应承下来：“好吧！”
《我的自白录：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
拍卖会再次开场，拍卖师郑晓星最后响亮地一声吆喝：“我宣布，刘晓庆的标题《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被深圳华深公司魏晓霖先生购得，万，成交!”
刘晓庆交给魏晓霖签了自己名字的合约书，而魏晓霖则同时递过来一张40万订金的支票。
人们的惊讶、感叹简直就是笔墨难以形容的。16个字卖了万，这不仅意味着刘晓庆一下子有了这么大笔的金钱收益，更意味着明星出书上拍卖会这一全新商业运作模式的诞生，明星、文化、商品加拍卖四位一体，刘晓庆再次创造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神话！
魏晓霖是商人，商人投资是要考虑回报的，他敢投巨资争这部书稿，他是怎么考虑的呢？
“我是个商人，在商言商，投资当然要考虑回报，当时刘晓庆的书稿还只有一个标题，我就敢投巨资争到手，是因为我认定刘晓庆这个女人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女人，她的自信自负、坦诚、才气、名气，能让人相信她的作品，回报必定不薄。后来，书稿岀来了，一看果然很不错，是一部难得之作。”
不管刘晓庆的书本身是否够格成为文学史上的大事情，仅其以16个字的标题拍卖出万天价的全新运作模式及轰动效应，也是自命清高的文化人士和肤浅浮躁的文艺明星们想都不敢想的。
刘晓庆
对于这一次，在刘晓庆的诸多大事件中也算得上辉煌的杰作，刘晓庆在各种场合和她自己的书中几乎都无法抑制得意之情，一再将之挂在嘴边。
创造了数不清奇迹的她，又在文化界创了个奇迹，将她的人生同文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无疑又是其他明星所自叹不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