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沙洲坝的驻地来了一个乞丐模样的老头，声称要找周副主席。经过身份核实后，红军干部把他送到周恩来办公点。
“乞丐”送来一份重要情报，周看完后脸色顿时变得凝重。他立即召集中央“三人团”开会，最终决定红军8.6万主力部队开始进行战略转移，这就是历史上举世瞩目的长征。
送来情报的“乞丐”名叫项与年，他从德安出发，步行穿过敌人重重关卡。为避免暴露，他化妆成乞丐，风餐露宿，蓬头垢面，甚至还用石头敲掉了四颗门牙，最终完成情报传送任务。
项与年交来的情报就是国民党军队的“铁桶围剿”计划的详细内容：敌人调集了余万部队，企图以瑞金为中心点逐步形成包围圈，并以少量兵力牵制、迷惑红军主力，为合围部队争取时间。
如果敌人成功合围，后果不堪设想。关键时刻，同情中共的国民党江西德安督察专员公署专员莫雄得到了这份情报，并交给了在他身边工作的红色特工项与年等人。最终红军主力从敌人的缺口跳出了包围圈。
关于红色特工项与年的传奇经历，平台上已经有大量文章进行描述。其实比特工生涯更有传奇色彩的是项与年与家人的经历，今天这篇文章重点讲述的是项与年与家人的故事。
项与年
项与年的传奇经历
项与年原名项廷椿，年出生在福建连城县一个农民家庭，家中6兄弟。旧社会，农村穷人娶媳妇困难，父母很早就为项与年抱养了一个童养媳，叫王村玉。
当时项家人口多，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恰好堂叔家开药店，家境较好，又暂无子嗣。项与年和王村玉便被过继到堂叔家，一开始他备受宠爱，被送去私塾念书。
只是好景不长，两年后婶母生下一个男孩后，对项与年的态度便发生了°大转弯。项与年中断了求学之路，开始在家里干活。他与王村玉正式结婚，并于年生下儿子项德崇（以后改名项南）。
由于婶母不断排挤，项与年反抗意识也越来越强，他跟妻子说想去外面闯世界。此后项与年当过学徒、做过生意，还受到革命思想影响加入了国民党，参加过粤军。
然而在年到年这段时间，许多军阀部队打着拥护孙中山的旗号相互征伐，甚至叛变革命，三民主义始终无法得到贯彻。各种尔虞我诈，不公平的场面，让项与年大为失望。
后来项与年认识了共产党人宣中华，并在他的影响下于年入党，开始了新的革命斗争。
北伐前夕，受组织委派项与年来不及与家人告别，便远赴印尼三马林达，组织华侨开展工人运动。由于荷兰殖民者的野蛮干涉，项与年等人被捕，后来被驱逐出境。
项与年回国后经过长时间的寻找才与组织接上关系，调入中央特科工作。年中，红军三打龙岩城，项与年曾前往闽西开展秘密联系工作，顺便回了趟家看望父母。
那天晚上妻子问他：“这么多年，你一直漂泊在外头没有一点消息，到底在做什么生意？”
项与年回答说：“比生意更重要的事？”
王村玉追根究底地问：“到底什么事？”
项与年说：“就是让农民都有田，让工人都有工作，让穷苦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王村玉有些吃惊地说：“那不是红军干的事？”
项与年用手捂住她的嘴：“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说，会掉脑袋的！”
不久后，为了便于掩护身份，组织上安排交通员把项与年的家人接到上海。当时年仅12岁的项南和刚满周岁的妹妹跟着妈妈，在地下交通员的安排下穿过敌人层层封锁，从闽西的深山老林，奔赴上海。
王村玉隐约知道项与年的工作，并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理解。到了上海后，她也从不过问丈夫的事情，还教育小孩不要随便问。
那是家人难得的团聚时光，尽管项与年仍然早出夜归，有时甚至数天才回一趟家。但经常能够见到父亲，使项南感到无比的快乐。
年4月，中央特科领导人顾顺章被捕后叛变，中央驻上海机关紧急转移。项与年仍奉命留守上海，负责中央苏区与上海的联系工作。
项南学生时期照片
那时候项与年的家成了秘密联络点。在项南记忆里，经常有很多“表叔”来家里吃饭，大人谈话的时候，总让他去门外看着。而且项南还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来家里的人都叫父亲“老梁”，他并不知道为了便于工作父亲已经改名“梁明德”。
有一次，项南偶然问了一句：“他们怎么叫你老梁？”父亲立刻瞪了他一眼，母亲连忙说：“这里不是老家，你只管吃饭读书，别的不要问。”项南便不敢再问任何关于父亲的事情。
随着项南一天天长大，项与年意识到把儿子留在身边不仅危险而且不便于开展工作，于是便把他送到南京读书。
年初春的一天，项与年告诉妻子，自己做生意要出门一段时间。妻子明白他的意思，默默地为他收拾好行李。让她没有有想到的是，这一别再见竟然是20余年后。
项与年这一次离开便是到莫雄身边工作，在把敌人“铁桶围剿”计划的情报送到中央后，他又奉命带着两个爆破队员去炸德安铁路桥和南昌飞机场。途中一名爆破队员叛变，导致项与年身份暴露。
他利用自己曾加入过国民党的经历机智应对，获取敌人信任，在敌人放松警惕后得以逃脱。以后项与年在香港、西安、延安等地学习、工作，一直没有机会回家。
特工家庭的悲欢离合
项与年离开上海后，王村玉为了照顾家庭在上海做小工。后来组织安排她去看守电台，每月发给一点生活费，勉强解决了生活问题。
在敌人布置“铁桶围剿”计划的同时，还组织大批特务对隐藏在上海的各处地下组织进行搜捕。上海党组织受到很大的破坏，项与年家中的秘密联络点也暴露。
敌人很快就将王村玉和她年仅7岁的女儿逮捕，并在家中搜出了电台，项南因为在南京读书躲过一劫。他周末回家时才发现家中空无一人，母亲和妹妹都不见踪影，父亲又早已失去联系。
只有16岁的项南始终也想不明白母亲和妹妹为何会突然消失？她们到底去哪里了？项南在上海街头流浪了很长时间，恐惧和无助笼罩在他的心头。最终坚强的项南决定回学校，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开始了独立生活。
王村玉被关到提篮桥监狱，特务对她进行了多次审讯。王村玉没有文化，也不随便问东西问西，对组织的事情知之甚少。不管敌人使用什么手段，她都坚称自己是个农村妇女，什么都不知道。
过惯了苦日子的王村玉并不难适应监狱中的恶劣环境，但她7岁的女儿，年幼体弱，在监狱中患上了骨椎结核症，背部逐渐开始溃烂。
项南和母亲、妹妹
半年后，敌人发现审问不出任何东西，被关押的小女孩病情又越来越严重，害怕摊上人命，只能将王村玉释放。项南得知消息后急忙赶回上海找母亲和妹妹。
母亲告诉他：“你父亲现在没有消息，上海我们也不能再待下去，我准备回老家，你一个人要好好学习，照顾好自己。”项南依依不舍，与母亲和妹妹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后分别，那是三人最后一张合影。
王村玉回乡后开垦出几亩荒地，勉强解决了温饱问题。然而不幸的是，女儿的病情日益严重，因得不到治疗，不久后便夭折。王村玉深受刺激，这成了她一生之痛。
由于项与年的身份已经暴露，王村玉这个“共产婆”也经常被敌人上门来找茬。为了躲避敌人，她只能化妆成乞丐，四处去流浪，从此一家人都互相失去联系。
抗战爆发后，项南一边工作，一边在组织“明天剧咏团”，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他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地下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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