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图册的巅峰之作明代黄册制度是如何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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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就是中央或者地方政权对所管辖区域内的人口进行申报、登记、立户,以便于统计人口、征调赋税、控制人口流动、进行社会管理的依据。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统治者都高度重视户籍图册的管理事宜,特别是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之后,户籍制度不断得到完善,内容形式日益严密,作用也日益明显。秦末楚汉相争时,萧何在咸阳获得的律令图书资料为刘邦最终胜出立下了不小的功劳。到了明朝时期,朱元璋有感于元末战乱不休,户籍图册大都失散,再加上为了严密控制人口流动、减少政权动荡的隐患,重新制定了户籍制度,先后推出了户帖制和黄册制,其严密程度堪称古代户籍制度的巅峰。黄册制对明初凋敝的生产、混乱的秩序起到了恢复和稳定作用。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土地兼并不断扩大,明初制定的户籍制度伴随王朝的衰落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

古代户籍制度的发展历程

早在夏商周时期,王朝统治者就开始重视户籍图册的整理,毕竟人口在当时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并专门设有司书一职,负责户籍图册的统计工作。《周礼》中有这样的记载:

“听闾里以版图”、“凡在版者”。

闾里,指乡里。版图,古代户口册的称呼,后来才用作指一国的疆域。所以古代户籍又称“版籍”。此时的户籍制度还处在初始状态,内容还比较粗略。到了春秋时期,齐桓公重用管仲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京城里分为二十一乡,工占六乡,士占十五乡;京师外,分为五属,属下设县,县下设乡,乡下设卒,卒下设邑,邑下是家。是在秦国商鞅变法之后,进一步完善户籍管理制度,《商君书》云:

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册,生者著,死者削。

《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也就是说,公元前年,刘邦用张良之计,挥军入关率先进入咸阳,在所有的将领士兵都去争夺咸阳城内的金帛财物的时候,只有萧何独自一人去收藏保护秦朝御史府的律令图书。

萧何收集秦朝律令图书这件事的效果在后来也是显著的,在刘邦来到汉中怏怏不快之际,萧何胸有成竹,告诉刘邦自己手里的户籍图册是帮助其夺取天下的重要法宝,“汉王所以具知天下扼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实际上,萧何收集这些记载秦朝时期各地户口情况的户籍图册,为刘邦的统一大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西汉王朝治国安邦、巩固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汉朝袭承了秦朝的户籍制度,并且建立了《户律》,把户籍制度列入法律,《汉书》中有“编户”、“齐民”等词,其意是把户口象编席织麻一样编织起来,整齐划一进行登记。这是一大发展。到了唐朝,户籍在档案管理方面进步很大,不仅每户居民都有其特定的编号,而且,登记户籍也有了固定的格式以方便管理和统计。

但是,在封建王朝中,对户籍设计最严密、最完善的的朝代当属明朝时期的“黄册制”。明太祖即位后下令重新统计核实天下户口,国家的户口册用黄色纸作封面,所以叫做“黄册”。黄册上登记着每家每户的人口数、性别、年龄、婚姻、田宅、资产等情况。按十户为一甲,一百一十户为一里进行“里甲”编制,向国家纳赋服役。

明朝“黄册制”出现的历史背景

元末时期,以元顺帝修黄河引发刘福通“红巾军起义”为契机,江南大地群雄逐鹿,战乱不休,这就使得朱元璋定都南京建立明朝时,面临着一个民生凋零、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的烂摊子。为了尽快恢复社会经济,王朝统治者就必须尽快恢复经济发展、稳定社会秩序、保障国家的赋役,就必须要尽快统计全国户籍。于是朱元璋下令,对全国户口进行核查,并整顿户籍,强化赋役管理。

在这种情况下,“户帖制”应运而生,“户帖制”最初是由宁国知府陈灌完善并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户部以“户”为单位,给每户农民发一种“户贴”,户贴上准确登记籍贯、户主名、户口数、男子丁口、妇女口、与户主关系、资产等。户贴制度虽然明确了每户百姓所承担的义务,但也是对百姓占有的土地田产的承认和保护,因而推行起来相对比较顺利。

户帖样式

太祖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及郊祀,中书省以户籍陈坛下,荐之天,祭毕而藏之。”(《明史食货志》)

“黄册制”的主要内容

在明朝初年,户贴制度带有一定的试验性质,户帖制度从洪武三年全面推行至洪武十四年,初步摸清了明朝的家底,但也暴露出一些缺陷。为了完善户籍制度。此时朱元璋开始推行“黄册制度”。

所谓“黄册”制度,需要配合“里甲制度”来推行,即朱元璋你把明朝百姓分为军、民、匠三类,并且每户为一个“里”,每个“里”设有10个甲,把每个“里”的住户按照籍贯、姓名、人口、田宅、地亩等逐一登记,送给户部,册一式两份,一份留本里存底,一份上缴至州县。州县汇总各里之册,制成本州县总册,也是一式两份,一份留于本州县,一份上缴到府。

这样,各级政府如法复制,府缴至布政司,各布政司最终汇缴到朝廷里的户部,因为布政司呈报给户部的册必须用黄纸做封面,所以称之为“黄册”。记录全国总人口的黄册集中到京师后,就收藏于后湖(即南京玄武湖)黄册库中。朱元璋在湖中心的几个小岛上建有档案室,用来储藏黄册及其他重要的档案文件。

《明史·食货志》载:洪武十四年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

黄册样本后湖黄册库分布图

“黄册制”的主要特点:

一是“黄册制”的户籍登记非常严密,比户帖制更加完善。黄册详细登记了每家每户的乡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并按照职业将户口分为民、军、匠三大籍。民籍除民户外,还有儒、医、阴阳等户。军籍除了军户以外,还有校尉、力士、弓、铺兵等。匠籍,也就是登记的手工业户。另外还有灶籍,登记制盐户。

二是黄册制采取“自下而上”的编制整理方式,这是不同于以往朝代的显著特点。在黄册制度之前,历朝历代的户籍制度,都是“从上而下”的,也就是说,由朝廷户部、省、州县由上而下进行统计。而黄册制度正好相反,首先由官府制定“清册供单”,分发给每家每户,进行如实的填写,然后交给甲首。然后,各里将底册送县,之后各县底册编造本县黄册,送到府上。府、布政司再依次层层造册,最后上报至户部。黄册共造四份,一份上送户部其他则布政司、府、县各存一份。此,又叫“赋役黄册”。

三是每隔十年定期普查人口情况,定期编制一次黄册,并层层报送南京的黄册库保存。黄册是明朝政府征派赋役的重要依据,通过黄册,明朝政府便掌握了全国的人口总数和分布情况,掌握了土地的占有情况,便可向黄册名册中的老百姓强征劳役、摊派赋税。为了防止由于人口、地权的变化所引起的赋役负担变化,朱元璋还规定每10年就调查一次户口,并重新更制一次黄册,叫做“大造”。

四是黄册有鱼鳞图册作为配套,两者相辅相成。与黄册相配套的是鱼鳞图册,后者分为分图和总图两部分:分图以里为单位,将相邻的田土按顺序编号绘图,并将各号田土的名称、类别、面积、四至以及地主的籍贯、姓名填入;总图以乡为单位,把一乡之内的分图合并成大图,置于分图之前。鱼鳟册为经,黄册为纬,两者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互考核,是明代征役的根据。从资料来源角度看,先有地籍,再归户为黄册。黄册以鱼鳞图册为基础,并根据土地的情况,把户口分成三等,每一等内又分三小等,田多者为上等,差役也重;田少者为下等差役也轻。同时实行抑制豪强的举措,以利于贫民的休养生息当然,这都是明太祖设计黄册制度的初衷。

今日的南京玄武湖明代鱼鳞册(局部)

黄册制度的弊端与崩溃必然性

毫无疑问,黄册制度的设计初衷是良好的,也在明朝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各级官员徇私舞弊、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等因素影响,黄册制度逐渐显现出弊端,其崩溃已是大势所趋。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黄册制度的形制规定逐渐走样,难以满足长期保存备查的用途。在拟定黄册制度时,明太祖朱元璋充分考虑到了黄册长期保存的各类因素,对黄册的形制作出了详尽的规定,在皇帝的严厉督促下,在明朝前期,特别是洪武至永乐朝时期,黄册保持了相当高的质量标准,后世之人称这两朝的黄册为“铜版册”,言下之意就是它坚硬厚实,如同铜板一样。但是明朝中后期以后,随着皇帝和各级官员对黄册编制工作重视度下降,黄册质量开始江河日下,黄册的监管制度也变得日益松散。《后湖志》记载嘉靖三年的黄册情形是这样的:各库黄册式样大小不一,中间全损亦殊。大抵体裁最阔大者多损,体裁稍窄小者多全。盖惟阔大者则翻阅既难,晾晒不便,收藏搬运之际,亦未免于损破矣。到了明朝中后期,官员腐败严重,很多官员开始贪污经费,导致黄册的用纸基本都是薄脆的劣质纸张。很多官员为了毁灭自己在黄册上造假的证据,甚至故意在在装订的时候,大量涂抹掺有蜂蜜的浆糊,故意引得蛀虫啃咬,以达到毁书灭迹的目的。

弘治三年(),黄册库共有七十九万二千九百余册,但其中壳面不存,不同程度被虫蛀或腐烂的已达六十四万七千三百册之多,占百分之八十一以上(《后湖志·卷九·为补造虫蛀黄册以备清查事题本》)。

从表面看,这是各级官员徇私舞弊的结果,但从深层次分析,这样不符合洪武皇帝祖制要求的纸张形制居然能层层过关,也折射出明朝中后期官僚体系日益堕落,对关系到国家赋税的头等大事漠不关心,吏治之败坏可见一斑。

二是黄册的内容逐渐严重失实,无法真实反映王朝的人口、土地和赋税负担情况,指望朝廷据此作出正确的决策自然也是无从谈起。如果说黄册的制作书写形制还只是大明肌体上的皮肤小毛病,那么内容的严重失实则是心腹大患。

一方面,许多人将自己应负担的赋税分散至他人身上,以达到避税的目的。由于黄册上记载的内容涉及到人口和土地的分配,进而涉及到朝廷赋税的具体分摊问题,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土地所有者的切身利益。掌握大量土地的各级官僚和地主阶级就开始在黄册内容真实性上动起了歪脑筋,花样可谓是繁多。如有人名下有许多土地,为了避免多缴税,他就可以花钱买通负责造册的里长,将自己名下的部分土地分散登记在许多穷人的名下,这些穷人目不识丁,填报黄册往往需要由其他人代填,这样一来,无形之中,这些穷人就替富人分摊了赋税,自己却还被蒙在鼓里。这种虚报土地登记信息的方式被称为“飞洒”。此外,还可以采取“死寄”和“投寄”的方式虚报土地情况。所谓“死寄”,就是同乡谁家死绝户了,田亩变荒地,不必纳税了,有人就可以把一部分田地放他名下逃税;所谓“投寄”,就是当时读书和当官的缙绅阶层不需要纳税,有人可以把自己的一部分土地登记到他们名下,这叫“投寄”。

另一方面,人口、土地瞒报情况严重,已经超出正常范围。土地是国家赋税的命根子,土地的多寡直接决定了国家土地赋税的高低。黄册记载日益失真,使得黄册上的全国土地面积总数不断萎缩,严重不符合常理。根据《后湖志》的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年),黄册上登记的全国土地总面积为顷,而到了明孝宗弘治十五年(年),黄册上的土地总面积只剩下了顷,土地面积居然能缩水一半多。

人口的隐漏程度和土地同样严重,洪武二十六年(年),全国人口已经达到万之多,而到了明孝宗弘治四年(年),黄册上登记的人口反而减少至万人。

“洪武初年,户一千六十五万有奇,口六千五十四万有奇。时甫脱战争,户口凋残,其寡宜也。弘治四年,则承平久矣,户口繁矣。乃户仅九百一十一万,视初年减一百五十四万矣;口仅五千三百三十八万,视初年减七百一十六万矣。”(《世宗嘉靖实录·卷一零二》)

黄册造假失真到什么程度?可以通过满清军队攻克南京后,在后湖黄册库发现的一桩事可见一斑。公元年,清军攻占南京后,对后湖的黄册库很感兴趣,于是打开了黄册库房,没想到居然发现黄册上记录的人口、田产等已经编到崇祯二十四年,超前了七年之久。原来是负责黄册登记的官员图省事,提前造册出来,就此可见黄册制度内容失真到何等程度。

结语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有感元末战乱导致天下人口、土地户籍图册流失殆尽,为了有效保障国家的赋税和劳役,朱元璋高度重视户籍图册的编制工作,先推出了“户帖制”,后又在此基础上推出了“黄册制”。应该承认的是,“黄册制”在设计层面相当严密完善,并在明朝初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是,随着土地兼并、官员体系日益腐化,黄册制度逐渐显现出弊端,趋于崩溃,已经无法有效承担征收赋税、征发劳役等重要职能,

参考资料:《明史》、《明实录》、《后湖志》、《显微镜下的大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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