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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从何年何月形成的传统，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习惯上将所有 教师无论男女统统尊称为先生。自打上了中文系，我也是这么称呼老师的。譬如，见了吴组缃先生称吴先生，见了林庚先生称林先生，见了陈贻焮先生称陈先生。每次见我研究生导师褚斌杰先生，当然也总是称之为褚先生。
凡事，似乎总有例外。中文系偏偏有这么一位 教师，多年来每次相见，我从未在其尊姓大名后冠以先生，而每每以老师称之。这位享有如此“特殊待遇”的老师，便是教古代文学的周先慎先生。
如此称呼周老师，原因其实有些好笑。我来自大西北，西北人往往前后鼻音分不清，一不留神就会把周先生叫成了周先慎。
尽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早已不是天地君亲师见了老师必得鞠躬作揖的年代，但倘若当面直呼老师名讳，那可也是大不敬的。所以，每次见到周先慎先生，我总是习惯地称之为周老师。
一、 次见周老师
我是77年恢复高考之后 批考进北大的。名义上我们是七七级，其实年2月才入学。失学多年之后终于考上大学，不夸张地说，那时我对在北大的每一分钟都十分珍惜。每天晚上不是去图书馆就是在教室里看书，很少呆在那挤着六位同学的窄小逼仄的宿舍里。
偏巧有一天，在学四饭厅打了晚饭后，我略感不适，便把晚饭端回宿舍吃，吃完就躺在床上边看书边在书上做起批注来。正读得津津有味，住在宿舍的徐启华忽然推门而入，通报说一位教古代文学的老师正在他们宿舍跟同学聊天，问我有没有兴趣参予。
能够与老师近距离接触，直接与老师面对面交流，在我看来简直是天赐良机。我马上扔下书，跟着徐启华去了他们的宿舍。
这是当时我们班同学宿舍中人住得最多、面积也 的一间。推门进去，只见七八个同学正围着一位戴眼镜偏瘦的中年教师说话。跟老师握手的瞬间，还没容我自报家门，老师倒先开口了：“我叫周先生，教古代文学史”。
我听得不由地纳闷，以往老师自我介绍，多直接报出尊姓大名，还没听说过哪位老师自称“某先生”的。纳闷归纳闷，既然老师如此称呼自己，想必自有其道理，更何况这是在北大中文系，又是一位教古代文学史的老师，在称谓上一定不会弄错。
不容我多想，我也赶紧报上了姓名。不知周老师想起了点儿什么，忽然问道，你的学号是多少？这一问，搞得我更加纳闷了。 次见面，有问姓甚名谁的，有问是哪儿人的，也有问生活上是不是有什么困难的，还真没遇到过问学号的。
好在那时我整天泡在图书馆，但凡借书或借阅资料，总是要报出学号的，所以用不着多想，“”便脱口而出。说实话，我一直以为学号只是个随意的编号。想来“77”代表入学的年级，别的数字是否还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我还真从没想过。
就在我准备找个位子坐下的时候，周老师拍拍我的肩膀，笑着说，你可是咱们中文系的一号种子选手。什么种子选手？周老师见我露出了一脸的困惑，便解释说，“一零”是咱们中文系的代码，“”是你在全系学生中的编号。我这才明白，原来这七位数的学号还有这样的讲究。
当年中文系77级一共招了文学、新闻、古典文献3个专业多号人，我们班起初有30多人，后来又扩招到48人。
论到系里报到的日期吧，我既不是最早的也不是最晚的；论入学成绩吧，77级各省考各省的，不可能排出个 第二的排行榜来；论年龄吧，我既不是班上 的也绝不是最小的；论姓氏笔划吧，我们班还有姓丁的。
总之，这个“”号究竟是根据什么排出来的，至今我还是一头雾水，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排在了全系 位。用现而今的话来说，大概就是随机的吧。
自此，我便记住了这位自称“周先生”的老师，知道他会教我们明清文学史。估计周老师也因为我的学号而记住了我。
那时我甚至猜想过，周老师来学生宿舍之前没准看过我们班的花名册，按学号，我排在 ，于是就把我的名字记住了。不然的话，周老师为什么没再接着问后来进来的同学的学号呢。
二、我的功课
与周老师第二次零距离接触是他给我们讲“三言二拍”的时候。当时周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篇作业，要求就“三言二拍”或其他作品中某一作品或某一人物形象写一篇不超过三千字的文章。
记得这是上大学之后，老师指定写的 篇功课。我选择了分析杨令公杨继业的艺术形象。动手之前，我先读了《宋史》“杨业传”，打算从民间说书艺人与文人对历史人物的加工创造入手，分析杨继业艺术形象的演变过程。
资料虽然找了不少，但真正动起笔来，才感到由于民间传说和说书艺人对材料使用的随意性，使杨令公的形象有不少矛盾之处，而这种矛盾在史料上又缺乏有力佐证，很难把人物形象的发展脉络梳理清楚。
结果一路写下来，花了不少时间，修改了一遍又一遍，还是觉得很不满意。眼看交作业的时间到了，我已经没有时间把短文改到能让自己满意的程度，可又不能不交作业。于是我就把自己的想法以“后记”的形式附在了作业的后面一并交了上去。
交作业之后，我心中不免有些惴惴不安，担心周老师会认为我过于矫情，为一篇并不打分的作业还要写份说明加以解释。
不久的一天，周老师下课时特意叫住我，专门跟我谈我的这篇功课。周老师首先充分肯定了我的选题，认为选择的角度很新。
记得当时周老师说，杨令公杨继业作为历史人物在史书上留下的记载并不多，其艺术形象的完成实际上更多地来自于不同时期民间艺人的加工创造。要论述一个人物形象的演变过程，就必须掌握充分的资料，尽可能找出各种版本，加以比较。
不过，这样一来，这个题目就会很大，一篇三千字的作业恐怕很难说得清楚。
周老师还说，分析人物形象的演变，特别要注重民间艺人以及文人在加工过程中对人物赋予的新的内涵，这样才能把人物形象发展脉络梳理清楚。就这样，周老师跟我不知不觉地站着谈了差不多半个钟头。
后来，功课发还给我的时候，我看到周老师在字里行间加了很多的批语，其中有些是那天他跟我谈到的，也有些是他根据他所了解的资料加上去的。 ，周老师还写了大半页纸的评语。
周老师批改过的这份作业我一直保存了6年，直到年夏天。那时我已经在中央戏剧学院任教。适逢学校大规模调整教师宿舍，偏巧那年暑假我没住在学校，想不到周老师批改过的这份作业，还有当年跑遍北京各大图书馆抄录的近百万字的《庄子》评注卡片，以及其它生活用品，全部在搬迁中丢失了。
直到年我离开中国，也没把其中的任何一件找回来，周老师批改过的这份作业的丢失也就成了我永远的遗憾。
三、教明清文学的不易
我对周老师的认识、了解、钦佩更多地来自于课堂。古代文学史是我们文学专业的重头课，每星期4课时，要连续上两年。
周老师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学完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文学史，已经听过吕乃岩、陈贻焮、沈天佑、周强诸先生的文学史课以及系里很多 教授的讲座。
那时系里常安排学有专长的老师为我们班开“小灶”，设专题研究课，因此有机会见识了许许多多名师的风采。
上明清文学史前，我其实心里是有几分担忧的。先秦诸子散文、汉大赋、魏晋南北朝诗歌骈文、乃至唐诗、宋词、元曲，上文学史课之前虽也有较多接触，但毕竟流传下来的作品浩瀚繁多，再加上老师自己独到的条分缕析，文学史课大都上得生动有趣而又颇有新意，发前人之所未发，学生也都学得专心认真。
那时，同学中几乎没有开小差或者逃课的。我自己更是如此，非但从来没有逃过课，而且每次上课总是笔记做得极为详尽。
可明清文学就不一样了。明清文学 的成就是那几部古典小说。除了《金瓶梅》看不到以外，哪部小说同学们不是已经翻来倒去看了好几遍？就不要说四大名著《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了，就是《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三言二拍》中的人物、故事，哪个文学77级的同学，不是滚瓜烂熟、如数家珍？
尽管77级同学求知欲极强，学习起来总是如饥似渴，但这时毕竟已是大学第二年的下半年了，刚上大学时那种对北大中文系、对老师们的神秘感、新鲜感已逐渐褪去，在这样的情况下，周老师的明清文学史又能讲出什么花样来？除了几丝隐忧之外，我心中怀有更多的还是好奇。
文学史是文学专业的基础课。与专题课、赏析课不同，老师课上主要介绍的是作家、作品与史的线索。要能把学生都如此熟悉的明清小说讲得出彩，同时又能让学生有耳目一新之感，实属不易。
出乎意料的是，周老师的明清文学史课讲得极有特色，大受欢迎。除了捋清文学发展的线索以外，周老师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与作品赏析结合起来，特别注重剖析人物在特定环境下性格的发生、发展轨迹，重视分析故事叙说的细节，有时就是一句话，甚至一个字，经周老师一分析，都能翻出新意来。
给我印象极深、甚至40年之后仍如在目前、如闻其声的上课片断，便是周老师对《水浒传》的分析。
无论是否读过《水浒传》的人大都听说过“逼上梁山”这个近乎成语的词。《水浒传》中的众英雄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但同是一个“逼”字，对出身不同的英雄却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
周老师在课上以林冲为代表详细分析了众英雄被“逼上梁山”的道路。他说林冲是英雄，可这位身为八十万禁军教头的英雄在《水浒传》中刚刚出现的时候却是一个能“忍”且能“忍辱”、忍常人所不能忍、甚至胆小怕事有些窝囊的形象。
记得周老师说，林冲的“忍辱”在小说中首先体现在他获知高衙内调戏自己妻子并找到高衙内的那一刻，“当时林冲扳将过来，扳着他的肩胛，却认得是本官高衙内，先自手软了。”
周老师抓住“先自手软了”这句在读小说时很容易滑过去的话展开分析，说作为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林冲原本有地位、有俸禄、有家产、有娇妻，可他供职于高太尉手下，深知那一拳打下去，这一切地位、俸禄、家产、乃至娇妻就都没有了，甚至还会有牢狱之灾、杀头之祸。
因此，尽管受此奇耻大辱，林冲虽“怒气未消，一双眼睁着瞅那高衙内”，却“先自手软了”。这一句说明英雄的成长是有一个过程的。
林冲虽能“忍”但如果他只是一味的“忍”而不反抗，如果在林冲的性格中没有英雄情结，他 不会杀人，也不会上梁山，也就显示不出一个“逼”字。所以，在得知自己的结义兄弟陆谦成为高衙内的帮凶，林冲买了一把解腕尖刀去找陆谦，还砸了陆谦的家。
周老师分析说，这是林冲英雄本色的一面，可他还是只去找了帮凶陆谦而不涉及主犯高衙内，看似林冲已经“忍”不下去了，但实际上却还是在“忍”。这就是说在林冲的性格中，只要能活下去，他一定会忍。
接着，周老师又通过林冲发配沧州、野猪林、风雪山神庙、火烧草料场等一系列在我们读《水浒传》时不曾注意的细节，一步步揭示林冲究竟是如何被“逼”上梁山的。同时，周老师特别要我们注意林冲的英雄本色是如何在被“逼”的过程中一层层地展示出来。
周老师由一个“忍”字着手，分析了林冲是如何一忍再忍以至于陷入无论如何忍都没有活路的处境，最终无路可走不得不杀了陆谦上梁山的过程，讲述了那一个“逼”字所包含的社会背景，所透露出的一位英雄所经历的人生道路，以及一个艺术形象的完成。
说实话，我对林冲这位梁山好汉的认识以及对《水浒传》“逼上梁山”的“逼”字的理解，是在周老师的课堂上完成的。
四、于细微处见功夫
我至今记忆犹深的还有周老师在课上对武松的分析。武松出身于市民，他有着英雄的气节，也有着市民的谨慎。周老师在课上着重讲了武松打虎与杀嫂这两段，特别让我们注意小说是如何刻画武松既是常人又是英雄的形象的。
周老师说，武松连喝八大碗酒还要过冈与常人三碗不过冈相比，是英雄本色，可是在景阳冈上看到老虎真的向他扑过来的时候，“武松被那一惊，酒都作冷汗出了”，却又显示出他常人的一面。
还有，武松上冈的一路上随着天色渐暗，曾两次看落日。这既是作者在交代时间，却又通过场景的描绘表现出武松内心的紧张，这也是常人的内心活动。
但武松又是英雄，所以他会继续往前走。在看到官府的文书得知冈上确曾有虎伤人时，武松也曾犹豫过，“武松读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欲待转身再回酒店里来”,这又符合常人的心理。
但如果此时真的返回去，武松便又不成其为英雄了。正因为武松是英雄，尽管心中存有犹豫，他还是提着哨棒走上冈去。“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
周老师在讲课时特别提醒我们留意武松手中的那根哨棒，说那根哨棒在小说中前后曾提到了十多次，但真正用到哨棒时，原本应打在老虎身上的 棒却打在了树上，武松“双手轮起哨棒，尽平生气力只一棒，从半空劈将下来。
只听得一声响，簌簌地将那树连枝带叶劈脸打将下来。定睛看时，一棒劈不着大虫，原来打急了，正打在枯树上。”
周老师分析说，武松“打急了”说明他是常人，常人碰到这种情况都会急，更可能是怕。尽管武松“打急了”，却没有怕。一哨棒没打在老虎身上，说明武松与常人相同，遇到老虎也会紧张。但若真的打在老虎身上，就显示不出武松徒手打死老虎的英雄气概了。
周老师在课堂上就是这样紧扣作品，于细微处入手，抓住那些我们往往不会留意的东西加以分析，显示出老师的学问与功力。
周老师讲课不仅擅长于抓故事细节，而且常常将人物放在一起加以比较，特别通过对细节的比较，揭示出人物性格的独特之处。
记得周老师在讲林冲“先自手软了”时还说，如果是鲁智深碰到这样的事，可不管那人是不是高衙内，那一拳头肯定是会砸下去的，但又一定不会把高衙内打死。因为鲁智深属于粗中有细。如果换做李逵，毫无疑问肯定是一板斧就把高衙内劈成两半了。
周老师还分析了武松与李逵打虎的不同，说同样是打虎，李逵杀死一头小虎之后，见另一头钻进了虎洞，他也不管洞里是不是还有别的老虎，想都不想就追着钻了进去。
假如换做武松，他是无论如何不会贸然钻进老虎洞的，他必定要先观察四周的情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才会去杀虎。而一头钻进老虎洞的只能是李逵，这是由李逵草莽英雄的性格决定的。对于出身市井小民、时时为自己留下后路、处事谨慎的武松就绝不会这么做。
上课时，周老师还把《水浒传》中的三个下级军官放在一起比较，从他们一步步被逼上梁山的不同经历，说明作品是如何展示人物形象的。
鲁智深出身行伍，性格豪爽，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做事考虑后果，却又“义”字为先，当军官不成便去当和尚，当和尚不成则上梁山当好汉，在上梁山的众好汉中做事最为痛快，因为他“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而武松出身市井，因打虎而身为都头，按照武松的性格，他会由此一步步升迁，与哥嫂一起生活下去，无论谁都不可能将他拉上梁山。所以他在“杀嫂”之后不会像鲁智深拳打镇关西那样一走了之，而是选择到官府自首。直到“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后才被逼上梁山。
而同样是下级军官的杨志却与鲁智深、武松又有不同。杨志出身将门之后，押送花石纲翻了船，但仍对朝廷心存幻想，拒绝了梁山的挽留。后来杀了泼皮牛二受到梁中书的赏识，重又燃起了杨志的希望之火，直到生辰纲被劫，才迫不得已与鲁智深一道占了二龙山落草。
在三人之中，杨志出身最为显贵，上山的道路也最为曲折。周老师在课堂上就是这样把作品中的人物一个个地剖析给我们看。
五、把上课当做学问来做
周老师上课是将学术研究与赏析融为一体的，于细微处见其功力与学问，而且他对讲课十分投入，以至于我觉得周老师是把上课当作学问来做。
在《水浒传》讲到宋江担心自己死后不服他人管的李逵会闹事，便让李逵喝了毒酒时，当时周老师一拍桌子，极其动情地说：“这是什么态度”。我在我们班书《文学77级的北大岁月》“一份抹不去的记忆”一文中特别谈到周老师上课的这一幕：“我不知道别的同学注意了没有，当时我被周老师投入的神情震动了，这一幕到今天犹在目前。”
那篇文章写在年底，如今一晃又是十年过去了，周老师当年的神情依然栩栩如生。
周老师的明清文学史课上得相当成功，周老师也成为中文系深受文学专业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很多人可能会以为周老师在教我们班之前，一定曾多次讲过明清文学史。至少40年前，我对此是从来没有怀疑过的。直到十多年前，我从我们的班书中才获知事实并非如此。
班书中收了周老师自己写的一篇回忆文章“难忘最是师生情”，文中说：
也许七七级的同学们至今还没有人知道，给他们上课时，我刚调到古代文学教研室不久，是 次讲明清文学史。我相信恐怕没有哪位同学看出过，因为这是我的 次，曾表现出丝毫的拘谨、紧张和胆怯，因为我确实不曾有过这样的心理和表现。
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真的很敬业，认真地备课，把多年的研习所得和学术积累（虽然有十年的荒废）全盘端出来。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七七级同学们听课的热情和积极认真的学习态度，就是对我 的支持，使我有了充分的自信。……
在他们之前或之后，逃课的人，每届都有，但他们没有，我敢说，一个也没有。听课精神饱满，全神贯注，不要说打瞌睡，就是松弛懈怠的表情也看不到。因为他们愿意听，喜欢听，有很高的接受的热情，我自然就讲得很认真、很投入。
每当我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出一种会心的交流时，心里就升起一种喜悦，甚至产生一种幸福感。这是一种教与学在情感和思想上交融的境界。
在这里我需要补充的是，正是因为有了周老师的认真、投入，全盘端出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我们才会被深深地吸引，同样听得认真、投入。
教与学是相辅相成的，假如没有像周老师这样出色的老师，怎么会创造如此成功的课堂气氛？我很庆幸我考上了北大中文系，更庆幸自己遇到了许多像周老师一样毫无保留、倾囊相授的老师们。
上大学时，我只上过周老师的明清文学史这一门课。除了入学不久在32楼宿舍与周老师的 次课外接触、以及那次和我单独谈作业以外，我几乎没有与周老师有过任何私下的交往。
上学期间，每当在路上、系里遇到周老师的时候，总是打个招呼，或聊几句便匆匆离去，但是周老师教的明清文学史课，周老师讲课时那种全身心投入的神情，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中。
离开北大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周老师，也没有过任何信件交往。特别自年8月离开中国以后，由于工作紧张，教课任务繁重，我很少回国，也很少与师友同学联系，自然也就难得听到周老师的消息了。
今年4月21号清晨醒来，在我们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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